曾國潢報複王友交的事情傳開後，鄉民十分憤怒，大家集資推動王姓上京告狀。曾國藩聞訊後也十分惱火，於是寄了一根繩子、一把剃刀回家，讓他自殺。隻是後來有人從中斡旋，王姓放棄了告狀，這件事才不了了之。
同治年間，湖南的民間會黨組織哥老會勢力很大，特別是在曾國藩的老家湘鄉，原來參加湘軍的人很多，這些人退伍之後，無事可幹，就紛紛參加哥老會。曾國潢在家鄉裏便以剿殺哥老會為名，凡是地方上有他憎惡的人，他就捆到縣府裏，說是哥老會，要求殺掉。
曾家勢力很大，凡是他送去的人，縣裏不敢不從。有時曾國潢送去五六十人，也很難有幾個可以生還的。當時的湘鄉縣令是個信佛的人，佛教講究不殺生，每當曾國潢送人來的時候，不答應吧，害怕曾家的權勢；答應吧，又要受良心的折磨。所以每當接收曾國潢送來的人，他都要號啕大哭。有人問他為什麼要哭，他回答說：“曾四爺又要借我的手殺人了。”
曾國藩聽說曾國潢在家鄉為人所恨，就多次警告曾國潢不要作惡，但收效甚微。後來曾國藩回家的時候，聽說曾國潢還是這樣，很生氣，趁曾國潢睡午覺的時候，用錐子猛刺曾國潢的大腿。曾國潢大喊：“疼死我了！”曾國藩質問他：“我隻用錐子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殺人家，人家痛不痛？”此後曾國潢果然大為收斂，在待人接物的態度上也好了很多。
曾氏家族後來長盛不衰，每一代都有傑出的人才出現，像曾紀澤成了傑出的外交家，曾紀鴻在數學方麵有很深的造詣，曾廣鈞是著名的詩人。這樣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於曾國藩的嚴厲家訓。
八。曾氏家政，值得傳揚
俗語雲：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國有國法，軍有軍紀，家有家規。
一國之內沒有規矩，國家就會陷於混亂，一切事務、政策都無法有效地組織實施起來；一軍之內缺少了軍規，軍隊組織就會渙散，將勇各行其是，軍隊的戰鬥力勢必就會受損，作戰的指令和意圖就不能得到圓滿實現；一家之內，如果日常事務中沒有明確的或約定俗成的規矩，家庭成員各行其道，這家人就會顯得沒有規矩，沒有教養。
一個家庭文化內涵的厚實與否，外人一望即知。有效的家庭組織、家風，可以增強一個家庭的內在凝聚力、文化氣氛，有效地支持所有家庭成員各自的成長與發展，協調成員間的關係，促使全家人齊心協力，共同發展。
如果一個家庭內在的能動性、整合力以及生機勃勃的氣象被這個家庭的主持者通過適當的方式和規矩合理地調動起來，這個家庭的成員中就會出現那種“兵雄雄一個，將雄雄一窩”的局麵。曾國藩就是這樣一個帶有一定封建色彩，然而你又不能不佩服其持家有道的封建家長。在清末那樣一個亂世中，居然從一個並不十分顯要的鄉紳家庭中走出了兩位封疆授爵之大臣曾國藩、曾國荃；一位外交界的奇才，曾經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曾紀澤；一位著名的數學家曾紀鴻等。不能不說與其持家治家大有關係。
曾國藩的治家思想一向被人推崇，其一生品行的過人之處，應是他說得出來就一定做得出來的精神。他在管理家庭方麵，也並不滿足於僅僅提出一種治家之道，而且更加積極地躬身實踐，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有令必行，有錯必究，又相親相愛，齊心協力，形成了曾國藩十分嚴謹又十分注重內在團結的家風。
要講曾國藩的治家之道，就必須先提到其祖父星岡公、父親竹亭公兩代人於治家方麵給曾國藩遺留下的寶貴經驗。在易孟醇先生《曾國藩傳》中，對湘鄉曾氏的家譜及星岡公、竹亭公在世時的情形作了描述：曾氏第六十二代曾孟學遷至湘鄉大界後，在這裏繁衍了大批子孫。曾氏遷湘鄉後到第四世，家庭開始富裕起來，人丁也更繁盛。第四子貞棋，名應禎，字元吉（1694—1764），“少貧，手致數千金產，室廬數處，盡以予其子。而自置衡邑之能塘灣田四十畝以誌焉”。曾元吉次子輔臣，別號輔庭（1722—1777），配蔣氏，生子一，名衍勝。衍勝字儒勝，號競希，別號慎齋（1743—1817），是曾國藩曾祖。他六十六歲那年，即嘉慶十三年（1809），舉家從大界遷至白楊坪居住，死時，曾國藩已五歲。
曾競希第三子興駝，字玉屏，中年改名星岡（1774—1817），即國藩祖父星岡公。他繼承祖業，占有一百多畝水田和多處山村、屋宇。因為年輕時家道正興，星岡公放蕩遊冶，酒食征逐。直到父死後，已過而立之年的曾星岡，挑起了一家重擔，始收心治產業。對於自己的這些經曆，星岡公曾有一段坦率的自述：“吾少耽遊惰，往還湘潭市肆，與襲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寢。長誌有譏以浮薄，將覆其家者。餘聞而立起自責，憑馬徒行。自是，終身未明而起，餘年三十五，始講求農事。居枕高崛山下，壟峻如梯，田小如瓦。吾鑿石決壤，開十數目多而通為一，然後耕夫易於從事。吾聽宵行水，聽蟲鳥鳴聲以知節候，觀露上禾顛以為樂。種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糞，庸保任之。人而飼泵，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他的長子名毓濟，字麟書，號竹亭（1790—1851），即曾國藩之父。其科考未第，以讀書、教書終其身。
曾國藩就是出生在這樣的家庭中，受祖父曾星岡、父親曾竹亭的影響很深。由於曾竹亭科考落第，憤而設館授課，星岡公一直是這個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的最高管理者。
據曾國藩說，“吾家累世以來，孝悌勤儉，輔臣公以上吾不及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即起，竟曰無片刻暇逸。競希公少時在陳氏宗祠讀書，正月上學，輔臣公給錢一百，為零用之需。五月歸時，僅用去一文（當為二文），尚餘九十八文還其父。其儉如此。”
曾星岡從中年起也接受了父親競希公的這種身教。1839年正月，曾國藩已點翰林，正式步入仕途，曾星岡仍然訓誡兒子竹亭說：“寬一雖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為業，不靠他吃飯。”後來，曾國藩把父親的這種家風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家書中提出來，用以教育子侄。他寫道：“昔吾祖星岡公最講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掃清潔，第三誠修祭祀，第四善待親族鄰裏……此四事以外，於讀書、種菜等事尤為刻刻留心，故餘寫家信，常常提及書、蔬、魚、豬四端者，蓋祖父相傳之家法也。”他把這八件事歸納為“書、蔬、魚、豬、早、掃、考、寶”的“八字訣”，並“擬即寫屏上”，贈送給諸弟。他認為隻有如此，“庶不改祖父以來之舊家風”。
星岡公性情暴烈，言行專橫，對妻子兒女皆如此，他氣象尊嚴，凜然難犯，對兒子曾竹亭尤其嚴峻，“往往稠人廣坐，壯聲嗬斥；或有所不快於他人，亦痛繩長子，競曰嘀嘀，諸數懲尤。問作激岩之辭，以為豈少我耶？舉家聳懼。”兒子曾竹亭則“起敬起孝，屏氣扶牆，跟徐進，愉色如初”。可見，曾星岡是個中國傳統的“嚴父”類型。應該說，中國傳統的“嚴父”式的家庭教育，盡管有許多不近情理的地方，仍然是一種比較有效的教育子女的方式。與今天中國對獨生子女單純“溺愛”的家教相比，“嚴父”式教育能夠更好地磨煉子女的性情，培養其嚴謹刻苦、尊老愛幼的品德。
1839年11月1日，曾國藩動身進京散館，在這之前的10月28日早晨，他站在階前向祖父說：“此次進京，求公教訓。”曾星岡說：“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滿招損，謙受益，爾若不傲，更好全了。”
祖父的言傳身教，對曾國藩仍有影響，他寫道：“遺訓不遠，至今尚如耳提麵命。”他時時重提此事，同諸弟共勉。
在另一處，曾國藩寫道：“餘嚐細觀星岡公儀表絕人，全在一‘重’字。餘行路容止亦頗重厚，蓋取法星岡公。”甚至對於祖父的那種粗暴、凜不可犯，曾國藩也理解為：“蓋亦具有一種收嗇之氣，不使家中歡樂過節，流於放肆也。”曾國藩還寫道：“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無剛’四字為大恥，故男兒自立，必須有倔強之氣。”
可以說，曾國藩的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原因得益於星岡公的言行。所以，曾國藩對於祖父終身敬服。獲得高官厚祿以後，他仍然說：“國藩與國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見吾祖者，威謂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遠甚也”。他甚至為祖父深抱委屈，認為“王考府君威儀言論，實有雄偉非常之概，而終老山村，曾無奇遇重事，一發其意”。
以此可以看出，曾國藩的治家方法與其祖星岡公、其父竹亭公之家教遺風幹係頗深。曾氏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民風家教中，都痛感清代的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所以他每每以自己的理學素養出發，發崇古之思，以重振綱常倫理之說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