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什麼時候，交友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擁有誌同道合的良師益友，不管是在事業上，還是在生活上，都能互相照顧，互相促進。曾國藩的人生之所以能取得很多輝煌重大的成就，很大一部分原因與他龐大的社交關係圈有關。
一。誌同道合，良師益友
“每個人都必須有老師。如果沒有老師，就不會產生敬畏之心……韓愈說：‘好人不願與我交往，我要盡力向他靠攏；不好的人來拉攏我，我要斷然拒絕他。’一個人一生的成敗，都與朋友的好壞密切相關，不可不慎重對待啊！”這是曾國藩1843年1月17日，寫給四個弟弟的信中的內容。
曾國藩以自己的親身體會，生怕兄弟、兒子們認識不到師友好壞對一生成敗的影響。因此有關擇交朋友的問題是他家教中一個經常性的內容。
論及好朋友對自身的益處時，他還對弟弟們說：“我小的時候天分不甚低，後來每日與庸鄙者混在一起，全無所聞，心竅被茅塞了很長時間。及乙未年到京後，才開始有誌學詩文並學作字的方法，但也無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道有所說的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範、韓可學而至也，司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
因此曾國藩說，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將，俱要好師、好友、好榜樣。不僅曾國藩個人得益於良師益友，其兒子曾紀澤的成長也說明了這一道理。
深受曾國藩推崇的清朝宰相張英的家訓《聰訓齋語》也曾提到了擇交的重要，其中說：“我立家訓，更無多言，止有四語：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饑，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嚐將四語律身訓子，也不用煩言多說了。雖是至為寒苦之人，但能讀書為文，必使人欽敬，不敢忽視。其人德行，也必溫和，行事決不顛倒，不在功名的得失，機運的早晚也。守田之說，詳見於《恒產瑣言》中。積德之語，六經、語孟、諸史百家，無非都是闡發此義，不須贅說。擇交之說，我親眼所見親身所曆，感受最為深切。那些品質敗壞之人如毒酒之入口，蛇蠍之螫膚，絕對不能改變，也絕對沒有糾正的說法，因此，它更是四者的綱領。”
曾紀澤少年時的生活基本在北京度過，他自幼就對讀書學習產生興趣，這同父親及其友人的影響有很大的關係。曾國藩以他在讀書養望之地的京城“遊接名士”、訪求前輩所結交的不少師友來影響自己的兒子曾紀澤：湖南同鄉劉蓉、陳源兗、郭嵩燾、袁漱六等人，都是早年知交，品行端謹，學風正派；名士吳延棟、歐陽兆熊、邵懿辰、何桂珍，國學造詣深，倡經世致用之說，與曾國藩交往頻繁；後學之士如江忠源，是曾國藩引為自豪的門生。許多江南寒士門生也常去探望他。他們來到曾家，從治學路徑到修身養性，無所不涉，談經論道的氣氛相當濃厚。曾紀澤潛移默化，從中受到了不少熏陶。
到曾紀澤稍微長大後，曾國藩有意識地培養他與大人交往，與那些有作為的人交往。在家書和日記中，經常看到曾國藩令曾紀澤設宴招待賓客的記載，這是給他與自己的幕僚、友人相結交的機會。因此之故，曾國藩死後，左宗棠、李鴻章、郭嵩燾等人與曾家少輩交往仍很多，而曾紀澤出任英法等國大使，就是李鴻章、郭嵩燾等人提名的結果。
在人生的關鍵時刻，有許多人是靠朋友的一臂之力而別開生麵，也有許多人在朋友的感染下而走入人生正途。
人與人的交往不能是無功利的，但又不能是全功利的，尤其是交友。古人將“友道”列為“五倫”之一，說明它像倫常一樣，要講究一些基本的原則，包括不以勢相交。有的人往往“有用時是朋友，無用時如路人”，此非“友道”。還有的人當朋友“盛”時就往前靠攏，當朋友“衰”時就全當沒有這個人，這其實都是欠厚道，亦非君子之交。
穆彰阿是曾國藩的老師，又有提拔之恩，鹹豐即位後，穆彰阿受到打擊，舉朝不與他來往，但曾國藩一如既往認這個師門。穆彰阿死後，曾國藩每次進京都要看望他的家人，兒子紀澤進京，也以此致囑。曾紀澤稱穆彰阿之子為“薩廉世叔”。
曾國藩與賀長齡既是同鄉、校友，又有師友之誼，賀比曾國藩年長24歲，曾國藩赴京城趕考的時候，賀長齡曾寄過銀錢給予資助。曾國藩在信中感謝這位同鄉前輩對他的幫助，後來賀家衰敗時，曾國藩的兒子卻娶了賀的女兒。於是兩人成為了兒女親家。婚事未定之前，賀長齡因故被革職回籍，家道衰落。曾紀澤與賀女成婚之後賀長齡已不在人世。賀氏命苦，結婚不到一年半，又因難產身亡。
人生貴有恒，交朋友更貴長久之道。深受曾國藩影響的彭玉麟在致弟信中援引曾國藩的話說：“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惟道義之交乃足與共患難，共安樂。”
然而怎樣才能使道義之交的朋友保持長久的情誼呢？這裏有一個在交往過程中主動與被動、親近與疏遠的關係問題。
曾國藩一再說：“友先貧賤而後富貴者，我當察其情，恐我欲親而友欲疏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疏而我遂處其疏也。”
曾國藩的好友朱堯階雖然不能算是典型的“先貴而後賤”，但他與曾國藩相比，兩人的地位確實在他們相交甚厚的40年間發生了懸殊的變化，但曾國藩仍能“加其敬”。
曾國藩在京師時，他的幾個弟弟曾國潢、曾國荃、曾國葆、曾國華等，都先後當過朱堯階的學生。當時朱堯階家境因他的父親善於經營生意而漸趨富裕，曾國藩家則由於人口眾多，相比之下要比朱家經濟緊張一些。為了盡朋友之情，朱堯階時常慷慨資助曾國藩錢財，以使好友能安心科舉之業而無後顧之憂。據曾國藩在家書中說：“朱堯階每年贈穀四十石，受惠太多，恐難為報，今年必當辭卻。”到曾國藩的幾個弟弟做朱堯階的學生時，曾國藩已是翰林院侍講官。這段時間裏，朱堯階與曾氏交往極其頻繁，情同手足。曾國藩的書信集中，第一篇就是他於1841年寫給朱堯階的信。在該信中，他首先感謝這位友人為督教曾國荃等人而費盡心血，緊接著，曾國藩深切寄望於朱堯階好好讀書做人。也就在這一年，曾國藩為朱的父親寫了一篇充滿情意的壽序。
曾國藩與朱堯階之間的交情，並未因兩個人後來地位懸殊而淡化，始終保持一種淳樸深厚的色彩。
1863年，朱堯階60歲的時候，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在百忙之中沒有忘記老友的壽辰，特地從南京寄回壽聯一副：“鐵杖寄懷二千餘裏，金蘭結契三十五年。”並在此聯旁邊加上跋語：“某某仁兄親家與餘交三十餘年矣，頃聞其六十壽辰，仿東坡壽樂全之例，寄鐵戒尺等物祝之。”
1871年，適逢曾國藩60大壽，朱堯階也寫了一副壽聯祝賀說：“祝壽於四千裏外，挺生在五百年間。”
1872年3月，曾國藩病逝於南京，朱堯階亦衰病於床笫間，但還是扶病撰寫了一副挽聯：“海內論交從我始，江南遺愛在民多。”半年之後，朱堯階也與世長辭了。
曾國藩與朱堯階這樣一種平凡而又深厚的友情維係40年之久，很自然地奠定了他們兩個人之間結成姻親的感情基礎。
1854年左右，曾國葆的過繼兒子、曾國潢的親子曾紀渠與朱堯階第二個女兒的親事，由曾國藩做主正式決定下來。從此之後，朱堯階與曾國藩兄弟的關係更加密切。
二。患難與共，真誠交友
曾國藩對朋友至誠相待，他與羅澤南、劉蓉、郭嵩燾的交往都體現了他交友的最高原則。
曾國藩曾說：“羅羅山兄（羅澤南）讀書明大義，極所欽仰，惜不能會麵暢談。”由此可見，羅澤南深得曾國藩等人的欽佩。
1844年，羅澤南在城南書院授課，曾國藩見弟弟國華與國荃都在其門下授業，非常高興。同年1月26日，曾國藩在《致諸弟》信中說：“六弟（曾國華）、九弟（曾國荃）今年仍讀書省城，羅羅山兄處附課甚好。既在此附課，則不必送詩文與他處看，以明有所專主也。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愛而不親。心有所專宗，而博觀他途門以擴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異思遷，此眩彼奪，則大不可。羅羅山兄甚為劉霞仙（劉蓉）、歐曉岑（歐陽小岑）所推服，有楊生（楊任光）者，亦能道其梗概，則其可為師表明矣，惜吾不得常與居遊也。”
1856年2月29日，太平軍攻克建昌府，至此，太平軍占領了江西八府五十多個州縣，把西征軍事推向了另一個高峰。這時，曾國藩在南昌日坐危城，不斷派人到湖南、湖北向駱秉章、胡林翼告急求援。如果這時翼王石達開不是奉命急於回師天京參加擊破江南大營的軍事鬥爭，完全有可能攻破南昌，活捉曾國藩。
羅澤南在武昌外圍，深知曾國藩的處境愈來愈危險，也欲及早攻陷武昌，以便湘軍水陸兩師得以東下，與曾國藩會師。於是，羅澤南心急如焚，頻頻發令攻打太平軍，但是，如今據守武昌的太平軍卻百計防禦，越來越難攻打。
到了四月初，武昌太平守軍開始轉入反攻，從望山門發出一支兵隊大約三千人；另一支約三四千人，則從八步街抄襲保安門外的胡林翼大營；還有一支約三四千人，則從正麵進攻胡林翼軍營。從武勝門、忠孝門衝出的約五千兵隊則出擊分居於小龜山、紫金山、雙鳳山的官軍。又有一支太平軍從鷹嘴角出擊，直奔唐訓方軍營方向。此時，隻有武昌城的賓陽門沒有出兵。
然而，羅澤南有所不知，賓陽城門雖虛掩，寂然無聲，但其門後卻隱伏著精兵上萬餘人。
這時，羅澤南正駐軍洪山，他得知武昌守軍分路出擊，便陸續派出李續賓、蔣益澧等分兵接戰。乘各路鏖戰不休時，羅澤南親自督軍從洪山出擊。而此時，太平軍卻佯裝敗退，羅澤南乘“勝”窮追，直抵賓陽門，充滿著攻占武昌的喜悅。刹那間，賓陽門忽然大開，數萬的精兵擁出，直衝羅澤南的軍隊。此時的羅澤南軍隊退則無路，進則不能，陷入了太平軍的夾擊之中。
羅澤南不愧為身經百戰、臨危不亂的猛將，他策馬躬拒，三退三進，太平軍幾經潰散。不幸的是，這時火槍打中他的左額，鮮血瞬間染紅了他的戰衣。但羅澤南仍然踞坐指揮。
3月8日，羅澤南終於死於洪山軍營。曾國藩在江西得到羅澤南的死訊後，不敢透露，害怕瓦解軍心士氣。
羅澤南死後，曾國藩悔恨萬分，認為是自己五次寫信督戰，才至於此。兩人結識早，又以程朱理學相標榜，並一起創製湘軍，故交情很深。曾國藩常常懷念這位良師益友。據他在1863年10月29日的日記載：“夜閱羅羅山（羅澤南）《人極衍義》《姚江學辨》等書，服其見理甚真，所誌甚大，信為吾鄉豪傑之士。”
為了紀念羅澤南，曾國藩還為他寫了碑銘，稱讚他為“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勳名，大率公（指羅澤南）弟子也”。
還有一位與曾國藩患難與共的朋友就是劉蓉。劉蓉博通經史，為文有奇氣。兩人在一起講研《大學》明新之道，見解相同。劉蓉與曾國藩盡管後來天各一方，但書信往來不斷，還結成了兒女親家。
早在1857年，曾國藩因父喪回籍，與劉蓉曾多次交談。劉蓉對曾國藩之父及其兒媳賀氏的去世深表同情。他出於對這位老友的情誼和對曾紀澤的厚愛，竟主動將自己的閨女許給其繼配兒媳。對此，曾國藩十分滿意。
這樣，與曾國藩訂交最早、友誼最篤的劉蓉，又成了曾國藩的親家。
後來，劉蓉被革職回籍後，曾國藩聞訊憂喜參半。他在1867年1月7日的日記中寫道：“是日，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敗，霞仙（劉蓉）革職。業經告病開缺之員，留辦軍務，致有此厄，宦途風波，真難測矣。然得回籍安處，脫然無累，猶為亂世居大位者不幸中之萬幸。”
還有一位，就是郭嵩燾。1835年，18歲的郭嵩燾考中秀才，與弟弟同補博士弟子員，後與曾國藩、劉蓉結為至交。然而，郭嵩燾正在考中舉人、躊躇滿誌時，一同赴京會試的曾國藩高中第三十八名進士，而他卻名落孫山。第二年，他再一次進京赴考，而且大有破釜沉舟之概，離別時對兩弟說：“拭淚語兩弟，守耕慮無煩，一頃或難謀，一椽苟相存。斯言君倘憶，何為複走奔？窮年席不暖，欲掛聲先吞！”可惜的是，他這一次又是不中。恰在這時，曾國藩因暑熱難耐，病倒在京城果子巷萬順客店，病勢“危劇，幾不救”。作為好友，郭嵩燾雖然已一貧如洗，但還是四處奔波，請來了吳廷棟為曾國藩治病，並親自熬藥護理。曾國藩的病才一天天好了起來。
1844年初，郭嵩燾第三次赴京會試，再次住在好友曾國藩家中。當時，曾國藩正在文淵閣任職。對郭嵩燾的到來，他十分高興，並作了一首詩《喜筠仙至即題其詩集後》，詩中有“憶君別我東南行”“五年奔走存骨皮”等句，充分表達了久別重逢的喜悅與對老友的同情。
郭嵩燾與馮樹堂（馮卓懷）在曾國藩的公館共同製定了一個課程表：“每十日作文一篇，每日看書十五頁。”要求自己持之以恒，以應對會試。
4月8日，會試榜發，他果然又未考中，但因第二年有會試恩科，他決定在北京坐等。道光1845年2月，他的弟弟郭昆燾也從湖南抵北京趕考。4月11日發榜，郭氏兄弟又雙雙落榜，隻好返湘。直到道光1847年，他第五次參加會試，才考中進士，從此躋身於上層社會。
交友就要交真朋友，即使貧寒和落魄。隻要有這樣的朋友患難與共，人生也不會有遺憾。曾國藩與劉蓉的交往可概以一個“摯”字，有真情，吐真言；與羅澤南的友誼在戰場上曆經了生與死的驗證；與郭嵩燾更是有過生死至交的情誼。這些朋友在學問上是良師，私情上為益友，行軍中為良謀，戰鬥中為股肱猛將。
所以，曾國藩一生的豐功偉業，與這樣一群具真才實學的朋友的鼎力相助是分不開的。
三。擇友之道，事關成敗
曾國藩把結交朋友視為“一生成敗之所係”。
孔子說：“不知其人視其友。”即如果不了解一個人，就可以通過觀察他所結交的朋友，進而了解這個人的為人。
這都是真真切切的經驗之談。雖然你是好人，若是交了壞朋友，也不得不時常防備別人也把你當成壞人，於是影響了自己的事業，或是無辜壞了自己的名聲。由於交友對於人一生賢良與否的深刻認識，使曾國藩更加自覺地去接近那些品學兼優的朋友。
曾國藩曾在寫給家裏的書信中，介紹過當時所結交的部分朋友：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得者，則有鏡海（唐鑒）先生、艮峰（倭仁）前輩，以及吳竹如（吳廷棟）、竇蘭泉、馮樹堂（馮卓懷）數人；窮經知道者，則有吳子序、邵惠西（邵懿辰）；講詩、文、字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湯鵬）；英氣逼人，誌大神靜，則有黃子壽。又有王少鶴（王錫振）、朱廉甫（朱琦）、吳莘佘（吳尚誌）、龐作人（龐文壽），此四君者，皆聞餘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深淺，要皆有誌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京師為人文淵的，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近來聞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標榜虛聲，蓋求反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標榜以盜虛名，是大損也！
從曾國藩的話中，不難看出他談起良師益友時是多麼興奮！良師益友在曾國藩的事業中起著很大的作用。曾國藩所交益友，對他的人生及事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給他出謀劃策者，有賞識提拔者，有危難之時兩肋插刀者，從各個角度烘托著他的事業。因此，他比別人更深刻地體會到：擇友為人生第一要義。
好的朋友可以患難與共，痛癢相關，呼吸相顧，相互砥礪，不僅可以成為情感的慰藉，也可以成為事業成功的基石；壞的朋友將會把你引入歧途，甚至帶入鮑魚之肆，成為一生的疼痛。曾國藩則很會擇友，深刻領悟到了人生擇友的重要性。
那麼，什麼樣的人才可以和我們結交成朋友呢？曾國藩在給兒子紀鴻的信中這樣說：餘在金陵與沅叔（曾國荃）相聚二十五日，二十日登舟還皖，體中尚適。餘與沅叔蒙恩晉封侯伯，門戶太盛，深為抵俱。爾在省以謙敬二字為主，事事請問意臣、芝生兩姻叔，斷不可送條子，致騰物議。十六日出圍，十七八日拜客，十九日即可回家。九月初在家聽榜信後，再起程來署可也。擇交是第一要事，須擇誌趣遠大者。此囑。
曾國藩說：“一生之成敗，皆關係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也。”也就是結交朋友的好壞，會影響這個人的一生。一個人在世上交了幾個好朋友，相互幫助，相互交流，相互砥礪上進，則生活和事業可以有好的局麵；若交幾個壞朋友受到壞習氣的影響，生活和事業也就會被壞的氛圍籠罩。所以一個地區、一個時代人才輩出，是這一地區、這一時代的人聚在一起，相互激發，相互砥礪，才出現了群星燦爛的局麵。
什麼樣的朋友最可交，當然是忠義血性之人。這種類型的人心地坦誠、肝膽相照，他不一定會像某些人一樣甜言蜜語，不一定會讓你處處開心、時時舒服，但危難之時則可以拔刀相助，為你赴湯蹈火。曾國藩結交的江忠源就是這種類型。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寧舉人。在北京經郭嵩燾引見，與曾國藩成為了朋友。第一次交談過後，曾國藩就對郭嵩燾說：“是人必立功名於天下，然當節義死。”當時很多人不理解，可以說是眾人驚疑。日後江忠源果真成了湘軍的得力幹將，曾國藩稱讚他為“儒文俠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