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以有血性、有膽識，與江忠源成了好友。最後，江忠源用自己的行為證明了“交友有信，與士卒同甘苦，臨陣常居人先，死生患難，實可仗倚”。
還有，曾國藩結交的陳源袞，雖然陳源袞有時心地高傲，讓人難以接受，但他卻是一個有血性、有膽識的人。有一次，陳源袞病後，曾國藩幾乎天天去看望，有時甚至通宵達旦地守護在他的身旁。之後，陳源袞做了知府，也為曾國藩的事業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其次，就是結交胸有大誌者。1843年曾國藩從北京寫信給其弟：至於家塾讀書之說，我亦知其甚難，曾與九弟麵談及數十次矣。但四弟前次來書，言欲找館出外教書，兄意教館之荒功誤事，較之家塾為尤甚，與其出而教館，不如靜坐家塾……同學之人，類皆庸鄙無誌者，又最好訕笑人。鄉間無朋友，實是第一恨事，不惟無益，且大有損，習俗染人，所謂與鮑魚處亦與之俱化也。兄嚐與九弟道及，謂衡陽不可以讀書，漣濱不可以讀書，為損友太多故也。
曾國藩告誡其弟，身邊的那些同學朋友都是些平庸、卑微、胸無大誌的人，又最喜歡取笑人，家鄉沒有朋友，實在是第一等恨事。囑咐他“隻獲取明師的益處，別受惡友危害”。又說：“整日與平庸、鄙俗的人相處，根本學不到什麼東西，心竅被堵塞太久了。”給其子曾紀江的信中說：“選擇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必須選擇誌趣遠大的人。”
曾國藩在赴京科考途中在長沙認識了“少有誌節”的劉蓉，又通過劉蓉認識了胸懷壯誌的郭嵩燾，於是三人“欣然聯歡為昆弟交”，果不其然，三者均成就了事業。曾國藩手下也因此群雄影從。
再者，就是結交學富五車者，曾國藩結交的劉傳瑩、何紹基、羅澤南等。
其中，劉傳瑩，字椒雲，湖北漢陽（今武漢）人，當時為國子監學正，精於漢學、音韻、考據學，對輿地亦有深研。尤其是考據、輿地之學深有造詣，而且無漢、宋門戶之見。劉傳瑩專攻古文經學，精通考據，是曾國藩的好友，交往中大大彌補了他古文字上的不足。
其次，就是何紹基。何紹基，字子貞，清代書法家，他博取眾家之長，十分勤於臨習，並精通經史、小學，旁及金石文字，論詩推重宋代蘇軾和黃庭堅。其詩作除山水風景詩較有藝術感染力外，有深刻社會意義的作品不多。其中《金陵雜詠》絕句四十首，對清軍攻占太平天國首都天京（今南京）時焚掠行為有所揭露，但攻擊太平天國和頌揚湘軍及曾國藩之作亦複不少，因此曾國藩常與之來往。
還有，羅澤南也是一個“憂所學不能拔俗而聖，憂無術以濟天下”者，曾國藩十分敬重他，常在信中表示敬慕之意。後來羅澤南帶兵征戰，立勳名於天下。
還有很多好友，也正是這些好友使他在京城的名氣大增，樹立了聲望，擴大了視野。這也是他發達的重要原因。
再有，就是結交品德高尚者。在曾國藩看來，“相交可知人”、“習俗可染人”。曾國藩在給弟弟的信中寫道：“一生之成敗，皆關乎之賢否，不可不慎也。”因此，曾國藩身邊就有許多這樣的朋友，如歐陽兆熊等。
朋友，就是感情的象征，誌同道合就可以結為朋友。《易經》上也說：“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以說，誌同道合的人，就會結成真心朋友。孔子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交正人君子為朋友可以說是一生的幸福，交邪惡小人為朋友可以說是一生的禍害，所以交朋友不得不慎重地選擇。
要成就一番事業，就要像曾國藩一樣相交以誠、與人為善、大度寬容、胸襟坦蕩，不苟求於人。這樣一來才能使自己的事業人才輻射、興旺發達。在困難時有出謀劃策者，在危難時有兩肋插刀者，在發達時有豪傑俊雄之士。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選擇朋友就是選擇命運。因為觀察一個人一生的道德與事業，都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其身邊人的影響。曾國藩的成功之路便證明了這點。
四。擇人而友，相輔相成
曾國藩知人識人、注重結交有真才實學的朋友，使他在仕途官場上能夠左右逢源、絕處逢生。
曾國藩與劉蓉交誼篤厚，曾國藩曾做《懷劉蓉》詩，詩雲：“日日懷劉子（謂劉蓉），時時憶郭生（嵩燾）”，“我思意何屬，四海一劉蓉”，“他日餘能訪，千山捉臥龍”。
1839年，劉蓉閑居在家，曾國藩從京歸裏時，曾專程去看望他，勉勵他攻讀史書，勤奮寫作。幾年後，曾國藩在京收到他的一封信，見他學業大進，激動不已。
1851年，劉蓉參加鄉試，得榜首。曾國藩知道後很高興，在家信中說：“霞仙得且首，亦見其猶能拔取真士。”1852年5月28日，劉蓉之母譚氏去世；8月，曾國藩亦以其母於6月20日去世回籍奔喪。當兩人相遇到湘鄉縣城時，悲感交集，相對而泣。
劉蓉與曾國藩有同鄉摯友之誼，所以能夠肝膽共見。針對國家和平時期與多事之秋的不同形勢，劉蓉批評曾國藩應從遠略、大局著眼，不能隻看自己聲望日起，就沾沾自喜，或者以文自娛，不憂天下，更不能上章言事，不管采納與否，而自塞其責。他先以韓愈、黃庭堅的文學成就作比，再舉歐陽修、蘇軾的多采華章為例，指出這些雖可彰名千古，但時代不同，時勢不同，有誌者不僅如此，而應有陸贄、範仲淹那樣的誌量，才能成就千古傳誦的偉業。針對婦人之德與君相之德的重大區別，規誡曾國藩不能拘泥於婦人之仁，而當行“仁”於天下；又舉項羽功高而不賞，終失韓信等事例，勸他賞功以維係天下豪傑之心。所有這些都對曾國藩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曾國藩對劉蓉的見識大為折服，隨即寫信力邀其入幕。當時劉蓉已在湘鄉與羅澤南等練湘勇，並卓有成效，隻有郭嵩燾冷眼相觀。所以，曾國藩說不能讓郭獨自晏然。劉蓉即赴曾國藩幕府，郭嵩燾也隨即來到。昔日布衣之交的三位兄弟又走到一起了，曾國藩十分興奮。郭、劉兩人與曾國藩相約：“服勞不辭，唯不任仕宦，不專任事，不求保舉。”這“三不主義”被打破，乃是後來之事，但曾國藩當時隻好答應，並請郭、劉出謀劃策。同時對管理銀錢所的夥計說：“郭、劉二君，是吾兄弟，不與眾同。薪水唯所支用，不限數也。”
作為郭嵩燾的好朋友，曾國藩對郭的特長了解得清清楚楚，認為他隻能當一個學者，而不能當封疆大吏之責。22年之後的1861年，當李鴻章著意保奏郭嵩燾到江蘇任官時，曾國藩明確指出，郭嵩燾是屈原之類人才，他的氣質喜議論，好批評，容易不滿現實，近似於屈原、賈誼式的不得誌而又不為當道所歡迎的人物，不是能夠替封建朝廷擔當匡扶社稷的“繁劇”之任的材料。曾國藩無愧為“知人之明”，郭嵩燾後來的遭遇的確證實了這一點。郭嵩燾的興趣專注於詞翰之美，即一心想做一個真正的學者。劉蓉在一封信中說：“曾國藩將來必定是一位建功立業的大人物，不是一般讀書人所能比擬的；而你郭嵩燾盡管學問不錯，有可能成為‘文苑傳人’，但我對你所期望的不僅僅於此。”劉蓉的規勸之詞並未能改變郭嵩燾的個人誌趣所向；盡管他在中進士、點翰林之後，也曾擔任過蘇鬆糧儲道、兩淮鹽運使、廣東巡撫、兵部左侍郎、禮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公使和兵部侍郎等重要官職，但他的仕途生涯充滿艱險，最終遭革職罷官，憂鬱老死於故鄉。
左宗棠是曾國藩的“骨肉至交”，對曾國藩事業上的成功起到了很大的影響作用。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省湘陰縣人，生於清1812年，自幼攻讀“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早年精心經世之學，是聞名鄉裏的才子。
左宗棠出色的才能很快受到湖南籍名臣賀長齡兄弟及陶澍的賞識。左宗棠不恥下問，向賀氏請教各種學問，賀氏對比自己小了許多的左宗棠十分器重。賀長齡去世前，適逢左宗棠長子孝威出生，遂將自己最小的女兒相許。忘年師生又成為兒女親家。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赴京會試，結果又不中。南歸途中，他繞道專程去南京謁見陶澍。陶澍主動提議將他唯一的兒子陶桄，與左宗棠的長女孝瑜訂婚。
左宗棠第一次赴京會試時，曾去拜訪過在詹事府任詹事的胡達源，並結識了後來也成為“中興”名臣的人物——胡達源之子胡林翼。
左家和胡家原是世交。胡達源，湖南益陽人，早年曾與左宗棠的父親左觀瀾同讀書於長沙嶽麓書院，交往密切，感情彌篤。而胡林翼與左宗棠先是同年，後來又成了親戚。胡林翼八歲時就被陶澍看中，招為女婿。
左宗棠與胡林翼一見如故，意氣相投，從此成為莫逆之交。
1840年，左宗棠受老師賀熙齡之托，就館陶家，教其子陶桄讀書，達八年之久。
胡林翼雖然中舉比左宗棠遲了兩年，卻已於道光十六年考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還任過江南副考官。左宗棠在安化陶家得與胡林翼再次相會，兩人風雨連床，縱談古今大政，以至通宵達旦。
1849年，左宗棠離開安化，來到長沙開館授徒。女婿陶桄仍跟他學習。此外，還有長沙名流黃冕的三個兒子和益陽名宦周振之之子周開錫與之受教。
1852年，太平軍進圍長沙。當時湖南巡撫駱秉章奉命調京，由張亮基繼任。張鑒於湖南局勢嚴峻，責任非同小可，便廣搜人才以備顧問，並協助處理軍政事務。胡林翼得知這一消息後，便將鄉中有真才實學的人士列名推薦，在推薦信中對左宗棠特別稱讚。張亮基一到常德，就趕緊派人到湘陰東山白水洞，請左出山。左複信辭謝，沒有答允。胡林翼寫信勸他出山，這才使左宗棠決定出山一試。
左宗棠這時已經41歲，他拜見了張亮基巡撫，兩人一見如故。張亮基隨即將全部軍事委托給這位新來的顧問。從此，左宗棠的各種建議不僅都能被張采納，並立刻付諸實施；其知識和才能也得以施展，有了用武之地，一生功名也便由此開始。
由於當時左宗棠已是張亮基的得力幕僚，並且在抵禦太平軍、鎮壓征義堂起義中顯露出超群的才能，因而曾國藩很快就與之結識，並建立了親密的友誼。
1853年10月，是曾國藩艱難受挫的一段時間，他非常希望左宗棠能加入他的陣營助一臂之力。他在信中，把左引為“骨肉至交”，勸其來助。此次左宗棠雖未入幕，但對曾國藩取得湘潭之戰的勝利起到重要的謀劃作用。因而，曾國藩在寫給清廷的奏折中多次舉薦左宗棠“才略冠時”。
1855年，曾國藩又上奏稱讚左宗棠“維護水師，保衛兩湖，大有裨益”。
這是曾國藩與左宗棠結識之始，也是二人親密關係的開端。二人互相依靠和支持，可謂珠聯璧合，相得益彰。此段時間，曾、左互往信函頗多，在對時局的判斷上達成許多共識。
五。巧借人勢，步步高升
曾國藩靠著平時的苦讀及其深厚的學業功底，不僅使他能夠金榜題名，而且在仕途上獲得了超乎常人的升遷。而他的升遷與善交人有直接關係。
曾國藩被點中庶吉士以後，在1840年庶吉士散館，他的考試成績列二等第十九名，名次仍很高。因此，他被授職為檢討，留在翰林院供職。當時僅是七品官。7年後，他升至從二品的內閣學士，從此他步步高升、一帆風順。
清代末年，仕途冗濫，升遷很難。而出身“寒門”的曾國藩卻十年七遷，連躍十級。這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連他自己都感到十分的意外。他在升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時，給祖父寫信說：“六月初二日孫兒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由從四品驟
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在當時清政府內，湖南人中由科舉取仕而獲得閣學者隻有季九師、張小浦和曾國藩三人，而在37歲即升二品的，僅曾國藩一人。
曾國藩升遷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第一，是他自己養之有素。他在翰林期間，向來苦讀積學，用功不懈，曆次考試成績皆很突出，也就是說確實有真才實學。第二，是他在京期間，把握住了有利的時機，廣泛交際。清代的京城，不僅是政治、經濟中心，而且是文化中心。京都人物淵藪，13年的京宦生活，使他結交了許多誌同道合的朋友。他與朋友相互切磋，不僅在學業上有所長進，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成為日後曾國藩事業上的幫手。
曾國藩在京師的發跡，就得力於師友穆彰阿相助。
穆彰阿，字鶴舫，姓郭佳氏，是滿洲鑲藍旗人，1805年進士。道光時期甚為重用，1828年加任為太子少保，既而被任命為軍機大臣，後又兼任翰林院掌院學士，曆任兵部、戶部尚書。1834-年，任協辦大學士，後升太子太保。1836年，穆彰阿擔任上書房總師傅、武英殿大學士，負責管理工部。1838年，穆彰阿晉拜為文華殿大學士。後來有人評論他說：“在位20年，亦愛才，亦不大貪，唯性巧佞，以欺罔蒙蔽為務。”這個說法比較適合他的實際。
道光即位以後，憂慮大權旁落，選擇官員十分謹慎，時時防之。而唯獨與曹振鏞、穆彰阿“有水乳之合”。
曹振鏞性情模棱兩可，善於逢迎諂諛，又最為忌賢妒能。他的做官妙訣是“多磕頭，少說話”。曹振鏞死後，穆彰阿繼之。他最善於窺測道光皇帝的意向，進而施加自己的影響，黨同伐異。
鴉片戰爭前，道光皇帝決心查禁鴉片，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赴廣東禁煙。穆彰阿不讚成林則徐的禁煙愛國行為，當鴉片戰爭爆發，他窺知道光皇帝已改變了禁煙的主意，於是慫恿道光皇帝與英國人妥協和議。遂使道光皇帝罷免了林則徐。道光皇帝厭戰，而穆彰阿則順其意，竭力主和。終道光一朝，穆彰阿受寵不衰。穆彰阿自嘉慶以來，典鄉試3次、典會試5次。大凡複試、殿試、朝考、教習庶吉士散館考差、大考翰詹，沒有一年不參予衡文之役的。他的門生、舊吏遍布朝廷內外，知名之士多被他援引，一時人們號稱“穆黨”。
曾國藩戊戌年會考得中，總裁即為穆彰阿，於是二人便有了師生之誼，曾國藩抓此機遇遂經常與之往來。由於他勤奮好學，頗有幾分才幹，對穆彰阿經常以求學的身份向其請教，實際是以此接近穆彰阿。因此，他也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賞識，處處得到穆彰阿的關照。1843年曾國藩參加大考翰詹，穆彰阿為總考官。交卷之後，穆彰阿便向曾國藩索要應試詩賦。曾國藩隨即回住處將詩賦謄清，親自送往穆府。這一次拜訪似乎成為曾國藩迅速升遷的契機。在此之前，曾國藩的品位一直滯留未動。從此之後，則幾乎是年年升遷，歲歲加銜，5年之內由從七品躍為二品。其前後的變化十分明顯。
徐珂在《清稗類鈔》中，對曾國藩官運的轉機做過生動的描述：一天，曾國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見的諭旨，遂連夜到穆彰阿家暫歇。第二天被帶到皇宮某處，環顧四周，發現並非平日等候召見的地方，無奈白白地等了半天，隻好又回到穆府，準備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
問曾國藩說：“汝見壁間（白天被帶去的地方）所懸字幅否？”曾國藩答不上來，穆悵然曰：“機緣可惜。”躊躇久之，召來自己的仆從對他說：“你立即用銀四百兩交給某內監，囑他將某處壁間字幅秉燭代錄，此金為酬也。”當天夜裏，仆從將太監抄錄的壁間字幅送給穆彰阿。穆彰阿令曾國藩熟記於心。次日入覲，則皇帝所問皆壁間所懸曆朝聖訓。因為奏對稱旨，曾國藩大受賞識，道光帝還諭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誠然。”從此，曾國藩便“駸駸向用矣”。
縱觀曾國藩在京仕途迅速升遷之過程，一是靠自己平時的努力和積累，二是靠機遇。當然沒有穆彰阿的知遇之恩及援引之功，無論他多勤奮上進，聰明能幹，要在10年之內，連躍十級，那也隻是天方夜譚。但是如果沒有平時的努力與素養，怎麼又能有穆彰阿的賞識；即使有穆彰阿的賞識，沒有曾國藩自己的主動策應，又怎麼能使穆彰阿一再舉薦。
正如所雲：“機會隻屬於那些學有素養、有所準備的人。”因此曾國藩在看重善與人交際的同時，更特別注重平時的自強不息。他說：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來，痛戒無恒之弊。看書寫字，從未間斷；選將練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強能立工夫。奏疏公牘，再三斟酌，無一過當之語、自誇之詞。此皆圓融能達之工夫。至於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則常不能免，亦皆隨時強製而克去之。
六。不忘舊恩，回報於人
每一個事業有成的人，在成功的路上，都曾經受到過別人的許多幫助。因此我們應該幫助別人作為回報，這是公平的遊戲規則。
有一些人常犯一種通病，忘記不該忘記的人。這樣，常會引起一些麻煩，會遭受外來打擊。實際上關心有助於己的人，既是一種美德，也為你下一步獲取成功性格鋪平道路。你知道，有多少人都是被曾經幫助過自己的人打敗的，這是教訓。因此，獲取成功性格是全麵智能的深刻體現！曾國藩也是這樣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