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見解頗為獨到，洞察了德與才的相互關係。他認為，有才無德，便會恃才傲物，目中無人，最終會自食惡果。
曾國藩之所以有這樣的見解，正是吃了很多苦頭後才體味出來的。
曾國藩的前半生，處處鋒芒太露，因此處處遭人忌妒，受人暗算，連鹹豐皇帝也不信任他。l857年2月，他的父親曾麟書病逝，清朝廷給了他三個月的假，令他假滿後回江西帶兵作戰。但三個月後曾國藩卻伸手要權，遭到了皇帝的拒絕。同時各方麵的輿論認為此次曾國藩離軍奔喪已屬不忠，此後又以複出作為要求實權的籌碼，這與他平日所標榜的理學家麵孔大相徑庭，對他發出種種指責與非議。
對於朋友的規勸、指責，曾國藩還可以接受，如吳敏樹致書曾國藩談到“曾公本以母喪在籍，被朝命與辦湖南防堵，遂與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於天下，人皆知其有為而為，非從其利者。今賊未平，軍未少息，猶望終製，蓋其心態有不能安者。曾公誠不可無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訛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銜致被旨責，其心事明白，實非尋常所見。”吳敢把一層窗紙戳破，說曾國藩本應在家守孝，卻出山，是“有為而為”，上給朝廷的奏折有時不寫自己的官銜，這是存心“要權”。
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曾國藩憂心忡忡，遂導致失眠。在經曆了一段時期的自省自悟以後，曾國藩在自我修身方麵有了很大的改變。及至複出，為人處事不再鋒芒畢露，日益變得圓融、通達。
生活中，他也盡量做到不露鋒芒，將才華深藏。他曾說過：“吾平生短於才，愛者或以德器相許，實則雖曾任艱巨，自問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詭譎鑿其愚，尚可告後昆耳。”
這裏有一封他寫給陳源兗和郭嵩燾的信：“易念園歸，稱岱雲有《之官詩》四章，未蒙出示。（近各省有拐帶幼兒之案，京城亦多，尊處有之否？若有，須從嚴辦也。）杜蘭溪於閏月杪奉母諱，將以八月出都，留眷口在京。胡詠芝來京，住小珊處。將在陝西捐輸，指捐貴州知府萬餘金之多。不費囊中一錢，。而一呼雲集，其才調良不可及，而光芒仍自透露，恐猶虞缺折也。岱雲在外間曆練，能韜鋒斂銳否？胡以世態生光，君以氣節生芒。其源不同，而其為人所忌一也。尚祈慎旃！（陝甘番務辦畢，尚為妥善。雲南回務尚無實耗，大約剿撫兼施耳。鏡海丈尚在南京。）比移廣信，士友嘖嘖以肥缺相慕，眼光如豆，世態類然。”
在這封信中，曾國藩提到陳源兗憑著個人氣節引人注意，胡詠芝憑著擅長交際露出不俗氣息，雖然二人才能出眾的途徑不同，但都沒有掩蓋鋒芒，都會招人忌恨的。
曾國藩認為，為人與書法有相通之處。書法有藏鋒之說，藏鋒收尾才能筆落驚鴻，寫出上乘的作品，做人也是如此。
《易經》上說：“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這裏的“器”，便可引申為才華、實力。沒有才幹，想要有大作為，無疑是很困難的。但有了才幹，卻不加掩飾，鋒芒盡露，這些“鋒芒”或者“器”便如同帶刺的玫瑰，很可能觸痛別人的不平衡心理，於是，人們便會反擊，將其“鋒芒”拔掉，將其“器”繳械。
鋒芒不露講的就是一個“藏”字，僅這一個“藏”字，就包含著無窮意味。“藏”的目的，是不讓別人發現自己的長處，不引起別人的妒忌，更好地保護自身；是等待時機，在最有把握的時候出擊，令敵人大吃一驚，防不勝防。
古今多少人，他們目光短淺，急於求成。他們不願意放過任何可以表現的機會，一旦表現，則力求做到淋漓盡致，恨不得將心掏出來給別人看。殊不知，他們犯了激進的毛病，這樣做的結果隻能讓自己陷入被動。
如果彰顯自己的才華，不一定能夠得到別人賞識，有時候還會讓掌權者產生妒忌。如曹操妒楊修之才，煬帝妒薛道衡之才；如果自己無才，卻在大庭廣眾之下極力自我表現，無異於班門弄斧，拙笨之處暴露無遺，給別人留下可乘之機。
處世中，有人鋒芒畢露，有人藏鋒露拙。曾國藩則屬於後者，他雖有才幹，卻不輕易外露。畢竟，才華橫溢會遭人忌恨和打擊，最終導致事業上的失敗。正像他所說的：“處茲大亂未平之際，惟當藏身匿跡，不可稍露頭角於外，至要至要。”
四。以民為本，體恤民情
作為一個封建官僚，曾國藩有為統治階級籠絡人心的一麵，但是，他處處為農民的利益著想，與他以民為本的思想有著密切的淵源。
曾國藩認為，一個國家貧窮並不可怕，也不值得憂慮。但如果這個國家的民心渙散，社會風氣衰落敗壞，這個國家就成了一盤散沙，提不起也放不下，那就會任人欺淩擺布，這才是最值得人們擔憂的。可見，團聚民心有多麼重要。
從我國曆史朝代更替的長期發展曆程中，可以得出這樣一個規律：得民心者得天下。
唐太宗李世民也曾經說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他把人民群眾和統治階級之間的關係比做水和舟的關係。民心的向背和得失可以決定一個朝代統治集團的興亡更迭。
由於曾國藩自己出身於湖南的一個普通的農戶人家，以他和湘鄉農村廣泛深刻的聯係，所以很了解農民的疾苦、願望、請求。
1851年，他向皇帝上了一份奏疏《備陳民間疾苦疏》，呈奏中，他提出民有三苦：
一是銀價太高，錢糧難交。在蘇州、鬆州、常州、鎮江、太湖等地錢糧過重，在全國罕見。百姓用辛苦耕作換來的糧米賣錢，而米價太賤，百姓抱怨；用銅錢交換銀兩，而銀價又太高，所以老百姓怨聲載道。
二是盜賊太多，良民難以安生。廬州、鳳陽、贛州一帶，自古就是盜賊密集的地方，盜賊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奸淫擄掠，綁架勒索，偷盜活動頻繁發生。老百姓把案子告到官府，官府派人去捕捉，由於事先並沒有貼出告示，等官兵到了，盜賊早已逃之夭夭。於是官府為了掩飾，便焚燒附近居民的民房，以顯示自己的威風，然後揚長而去。差役借機敲詐當事人的財物，滿載而歸。有時謊稱盜賊已死，而殺死冤囚以了結此案。盜賊由此越加肆無忌憚，橫行鄉裏，魚肉百姓，良民根本就沒有安穩日子可言。
三是冤案太多，百姓申冤難。地方官吏勾結權貴，貪贓枉法，胡作非為，混淆事實黑白，恣意冤枉好人，屈打成招，冤案迭起。
曾國藩向皇帝力陳這三項百姓的禍害，消除弊病是當務之急，尤其是盜賊太多，冤獄太多兩項，要求皇帝反複告誡外省，務必想出改變的辦法，嚴厲責令督撫。
曾國藩認為，治理政治，首要的便是愛民，要愛民最重要的是察舉官吏。察舉官吏最重要的在於知人，而知人必須慎於聽取言論。魏叔子認為孟子所講的是“仁術”，“術”字最耐人尋味。喜愛一個人而知其所短，厭惡一個人而知其所長，就是“術”字最好的最貼切的意義。又講遵守大道的就是君子，違反大道的就是小人。觀察一個人應當從他的行為上觀察，不在於虛假的名聲和言論，應當以提高自己的明識為先，訪察別人的言論在後。
曾國藩決然地提出要物色“忠勇”的人才“宏濟艱難”，這也是他渴望整頓吏治的治世之道的根本體現。他在1862年10月20日寫給朋友的信中說：“方今天下人事，似有剝極來複不可知。來示所指各端，理若可憑，而亂端環起，無一少餌，吏治日蔽，人心愈詐，又未始不疑侮禍之無期。而國藩涼德菲材，尤不足挽回厄運。曾於閏月十二疏請添派大臣德器遠勝不才者共扶危局，聖漠諄摯，渝以君臣交警，瀆詔感涕，益深抵懼。”在信中，他希望皇上能在危難之際，多多選拔德才俱備之人來共挽危局。
選取人才隻是整頓吏治的一個環節，另一方麵則是反腐倡廉，對現有的官員進行教育和改造。在1858年10月《給沈藻禎書》中，曾國藩明確提出了自己倡廉的主張：“翰臣方伯廉正之風，令人敬仰。身後蕭索，無以自庇，不特廉吏不可為，亦殊覺善不可為。其生平好學不倦，方欲立言以資後世。弟昨贈之百金，挽以聯雲：‘豫章平寇，桑棒保民，休訝書生立功，皆從廿年積累立德而出；翠竹淚斑，蒼梧魂返，莫疑命婦死烈，亦猶萬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登高之乎，亦頗有意。位在客卿，慮無應者，徒用累。’韓公有言：‘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誌得意滿’。蓋自古而歎之也。”
1853年12月16日在給龍啟的信中，曾國藩不無憤慨地說：“二三十年來，士大夫習於優容苟安，昌為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風。凡有慷慨感激以鳴不平者，則相與議其後，認為是不更事、輕淺而好自見。曾國藩昔廁六曹，目擊此等風味，蓋以痛恨次骨。”
同年，曾國藩給張亮基的信中又說：“世事敗壞至此，為臣子者獨當物色一二忠厚之人，宏濟艱難，豈可使清濁混淆，是非顛倒，遂以忍默者為調停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