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作為清廷大臣，隻能把治理天下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他對皇帝說，自古以來沒有比隋煬帝末年更富裕的了，可是突然之間天下大亂。轉眼就灰飛煙滅，這是因為喪失了民心，失去了人民的擁戴。而漢昭帝初年是那麼貧窮，可是卻日漸走向安樂富足，社會穩定，其關鍵也是因為善於安撫民心，愛護百姓。曾國藩想以此感召皇帝，使天子能夠體察民情，安撫蒼生，以求鞏固皇室江山。但是，山高皇帝遠。高居廟堂的皇帝不可能親臨村野，自己了解民情，微服私訪隻是偶爾之舉，並非常事。
因此，伴皇帝左右的文武百官便是皇上治理政務的左膀右臂，皇帝一般通過百官的奏疏來了解民情。因此，官吏的賢餒，奏疏的虛實，往往影響著皇帝的決策。如果皇帝不善於鑒別是非，就會讓奸佞小人鑽營投機，使貪官汙吏有了魚肉百姓的可乘之機。
所以，曾國藩認為，治理政治首要便是愛民，體恤民心。然而要做到真正愛民，就需要善於察吏。察吏舉官最重要的是善於洞察人心，知人方能善任。要了解一個人當然是聽他的言論，但又不能完全聽他一己之自述。言與行必須結合起來，把握其本質的思想和意圖，掌握其品性的好壞。
在給弟弟的信中，曾國藩說：“凡養民以為民，談言亦為民也。官不愛民，餘所痛恨。”曾國藩總結自己的為官之道時，也曾提到自己的“愛民發自內心”。他認為，愛民不是一句空話，也不隻是一首《愛民歌》，不是做幾件事可以擺擺樣子，而是要真心實意地去愛，要出於“真心”。利民而不損民，助民而不累民，這是任何統治者都不可違背的基本規律。
曾國藩還多次上書懇請為受災的百姓減免賦稅，對於受兵災戰亂影響的地區人民，也為他們爭取減免曆年所欠的錢糧賦稅。
五。慎處官場，明哲保身
古往今來，世事複雜多變，險象環生，危機四伏，封建社會的宦海官場中，更是難有寧日，任何時候，都有善於鑽營、巴結奉承而受到重用的奸邪之人，這種人不把心思用到濟國濟民建功立業上，而是挖空心思謀求個人私利，打擊壓製忠良賢士以求抬高保全自己。
曾國藩早早就涉足官場，對那些結黨營私、苟且求生、貪圖享樂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點利國利民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來閑言碎語。加上清王室乃是滿清旗人的王室，對漢人有著強烈的排斥與擠壓，使得曾國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遠慮，唯恐不周。
曾國藩的家鄉有個姓朱的知縣，與當地鄉紳關係甚密，與曾國藩家中也有密切來往。後來當地的財政出現了赤字，一些鄉紳擔心他會因此而被調離或降職，從而損害自身利益，激奮之時就口出豪言，想倡議全縣人民捐錢彌補虧空，從而留住這位忠正的父母官。曾國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見，詢問該不該支持這種行為。
曾國藩認為，發出這樣的倡議之激辭，不過是官紳的小把戲。他們冠冕堂皇地提出來，似乎是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然而一旦付諸行動的時候，出錢財的事必定分攤到百姓頭上。他們出不出錢，出多少錢誰知道呢？但他們卻是名利俱收。
而且，在征收銀兩的時候，又必然會有惡官酷吏假公濟私、巧取豪奪、敲詐勒索百姓的血汗錢，更可怕的後果是，如果此事一旦實施，那麼以後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推用，豈不是把勞苦百姓推入深淵之中了？
曾國藩認為，官職的補缺，官員的調遣，都有定規，偶有例外，也是偶一為之。因此，虧空補平也無助於官吏去留，這顯然表明事情不過是巧立名目謀取私利而己。曾國藩對此洞若觀火。因此，他讓家人持旁觀態度，靜觀事變。
曾國藩在數十年的官場生涯中，遇事無不如此深謀遠慮，巧妙周旋。
曾國藩說自己近乎“拙愚”，實際上他城府很深，頗有心機。他無論是在位高權重、一呼百應時，還是在舉足輕重、一言而決時，甚至在他不得誌的困難之時，都不與朝中權貴交往。他不願卷入“漩渦”中，做無謂的犧牲。但這不等於他與高層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殺大權的人沒有密切的聯係。
事實上，曾國藩在道光朝因倚重穆彰阿，在鹹豐朝倚重肅順，在同治朝倚重恭親王，都形跡顯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肅順都不得善終，奕？也幾經挫折，而曾國藩官照升，蔭照封，宦海浮沉似乎與他無緣。
尤為歎奇的是，掌政的後繼者與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國藩也巋然不動，這就很值得研究。肅順和穆彰阿是這樣，恭親王與肅順又是這樣，都是“仇人接班”，曾與穆、肅關係都不一般。我們認為，這是曾國藩運用了“心有靈犀、不露痕跡”之策。姑且以曾國藩與肅順關係為例。
滿族貴族中主張重用湘軍集團的文慶，雖在1856年病死，但繼起有人，且權勢更大。鹹豐後期，皇族出身的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及其異母弟肅順為首的集團已經形成，並且愈來愈得到鹹豐帝的信任，得到愈來愈大的權力。三人“盤結，同幹大政，而軍機處之權漸移，軍機大臣拱手聽命，伴食而已”。肅順尤為突出，遇事敢作敢為，又與軍機大臣杜翰、兵部尚書陳孚恩、兩廣總督黃宗漢等人結為死黨。同時，又廣泛招納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頗搜羅人才，資以延譽樹黨”。
肅順這樣打擊大臣和政敵，大肆結納黨羽，顯然是為他長期把持朝政鋪平道路；後來他與那拉氏、奕？爭奪最高權力，正是這一圖謀的體現。有這樣野心的人，對當時軍隊，特別是戰鬥力量強的湘軍，自然不會漠不關心。但不論是打擊或籠絡湘軍集團，都遠比上述種種活動更為微妙，更須精心處理。軍隊是國家機器的支柱，大臣與帶兵將帥密切往來，最易招致政敵的攻擊，甚至引來不測之大禍。肅順自然不敢貿然行動，曾國藩、胡林翼也會因避嫌而巧妙為之。
事實上，肅順與湘軍集團確有著微妙的聯係。在其招納的眾多人員中，不少人與湘軍集團有密切關係，甚至就是湘軍集團中的一員。如尹耕雲不僅為曾國藩任禮部侍郎時之屬員，且“極器重之”，同時，尹也為肅順之屬吏，且對之“敬禮有加”。李鴻裔，正如他兒子所說：“在京師出文正（曾國藩）門下，深悉先君品學。”後來肅順又“素與先君善”。
其他如郭嵩燾、王闓運、龍白臬臣、李榕等人均與曾、胡同為長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與曾為“金石至交”。而肅順與他們有密切關係。郭不僅為肅賞識，且與肅黨陳孚恩交往甚密，陳孚恩向鹹豐帝推薦郭嵩燾“堪充謀士之選”，被“即日召見，在南書房行走”。王闓運為肅順之家庭教師，肅順對王闓運更“激賞之”，要與他結為“異姓兄弟”。這樣破格相待，使王闓運終生感激不已。數十年後，王闓運至北京還去看望肅順的兒子，並加資助。李榕與肅關係後來雖破裂，但李榕為戶部下吏時，卻“見賞於本部尚書肅順，部事輒谘之”。此外，還有1852年離京，一別14年。倆人從年齡、位置等方麵都有很大差距，如果不是曆史的巨變，他們之間很可能終生都不會打交道。但喜歡捉弄人的曆史偏偏讓這兩個重量級人物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發生難以割舍的關係。
鹹豐末年，由於肅順鼎力相薦，清廷開始考慮把鎮壓太平天國的任務交給曾國藩等湘軍首領。但曾國藩有湖南人特有的機警，對肅順的重用沒有任何表示，以致慈禧、奕？發動政變、查抄肅順家產時，發現了許多朝野文武大臣與肅順交往的信件，但沒有發現曾國藩寫給肅順的一字一言，以至於慈禧發出“曾國藩乃忠臣”的讚歎。
政變十八天後，奕？請兩宮皇太後正式委任兩江總督曾國藩節製江商四省軍務。將江南軍務委之於曾國藩，這是鹹豐十年就決定了的事。現在奕？明確委江南四省軍務於曾國藩，是要表示新政權對於曾氏的信任，比之肅順時代將有過之而無不及。人稱肅順推重“湘賢”，此事不假。但肅順當政時，同時也設江南、江北大營以與湘軍分功。奕？當政後，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營，而令曾國藩節製四省軍務，這說明他承認正規的八旗、綠營軍已不堪大用，看到了漢族地主武裝中蘊藏著的巨大潛力，決心將它發掘出來。
奕？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所以令曾國藩節製江南四省軍務。在那裏，太平軍占據著江北重鎮廬州，並與撚軍張樂行部、苗沛霖部協同作戰。在江南，太平軍正謀求向財賦之區的蘇浙發展，早已占領蘇州、常州；並新克名城嚴州、紹興、寧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吳淞口和鬆江等地也警報頻傳。因此，盡管鹹豐帝大喪期間湘軍占領了長江中遊的安慶，但形勢仍不能掉以輕心，前敵各軍必須統籌兼顧、改變以往不相統屬、互不救援的積習。令曾國藩節製四省軍務，就是授以敵前指揮大權。
同治初的另一重要變化是，朝廷放手讓湘軍將帥出任地方長官的同時，給曾國藩等人極大的軍事便宜處置權。過去將帥有所行動要連日奏報，聽從朝旨。1862年正月12日，奕？向前敵將帥表達兩宮皇太後及皇帝的關注，寄諭說，兩官皇太後“日與議政王軍機大臣籌商軍務，每當該大臣等奏報到時，詳加披覽，一切規劃，輒深嘉許，言聽計從”，要求各將帥要及時將有裨軍務的“勝算老謀”奏報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權密切關注著前方戰場的動向，並給將帥們以必要的信賴感。
但是這期間，曾國藩卻連篇累牘地請求收回節製四省軍務的成命，說“權位太重，恐開爭權競勢之風，並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曾國藩是理學家，又熟諳清代掌故，他知道愛新覺羅皇朝對漢族官員一直是限製使用的，以往漢官雖可任巡撫，可任總督，但身兼四省軍務者還沒有過。“權重足以致禍”，他對此不但深刻理解，而且有過切膚之痛。
現在曾國藩有顧慮是可以理解的。但奕？清楚，政變後起用祁雋藻、翁心豐和彭蘊章，隻是借用他們的聲望，並未付以實權，沒讓他們回軍機處，真正依靠的是漢臣以及漢族地主武裝，實行的是沒有肅順的肅順政策。這個政策的底數應該交給曾國藩，對他表示朝廷破例倚重的意思，使其感恩圖報。奕？特地請兩宮皇太後鈐發上諭慰勉說：“若非曾國藩之悃忱真摯，亦豈能輕假事權？”“望以軍務為重，力圖征剿，以拯民於水火”，不許曾國藩再辭。
曾國藩這才肯接受了四省兵權，但同時趕緊表示，今後要更加努力盡忠報國，每隔十日以奏折彙報一次，以免“朝廷謹念”，“誠惶誠恐”之態溢於言表。
1860年閏二月，鹹豐帝任命劉長佑為廣西巡撫，正是這一轉變的先兆。三四月間，當江南大營徹底崩潰，蘇南正在瓦解的消息傳到北京時，人們感到問題十分嚴重，議論紛紛。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