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為湘軍創建者，也是鹹豐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撫，兼掌軍政兩權，就成了湘軍與滿族貴族的關係能否進入新階段的關鍵。肅順乘時進言破關，其他人就不難繼曾而出任督撫。這就是說，滿族貴族終於拋棄舊的方針，而采用新的方針，即由使用、限製，改為全麵依靠。事實也證明了這一轉變。六月，不僅實授曾國藩為兩江總督，且加以欽差大臣重任。
此後對曾國藩的下屬又多有任命。這顯然是向曾國藩伸出了結交之手，他所給予湘軍集團的實權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盡管曾國藩對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卻始終不動聲色，隻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間接往來。後來肅順被慈禧以政變形式處決，想要進一步清除其黨羽時，自然沒有任何有關曾國藩的把柄。
六。穩重懦緩，事緩乃圓
曾國藩行事懦緩，這正是曾國藩的超人之處。
曾國藩考中進士後，師從唐鑒專攻程朱理學。程朱的治學之道，講究銖積寸累功夫，逐步深入，而心學因受佛學影響較大，有濃厚的主觀唯心主義色彩，認為學問可以憑悟性速成。曾國藩受唐鑒、倭仁的指教後，對心學不太滿意，卻日益篤信程朱的漸進功夫。從此，他堅持從小事做起，每日必讀幾十頁書，寫一刻鍾字。點點滴滴，漸漸進步。這種治學修身的方法深深影響了他的性格，使他由原來的急切好進變得穩重懦緩。
但在為官上，曾國藩還沒有達到這樣的境界。出於對官吏腐敗、民不聊生、盜賊四起的社會現狀的深深憂慮，曾國藩急於求治。鹹豐帝上台不久，一年間，他連上四道奏章，從吏治、銀價，民生、軍隊等四個方麵揭露了國家麵臨的空前危機。請鹹豐帝勵精圖治。由於鹹豐帝充耳不聞，他又上折直接針對皇帝展開了尖銳批評，指責鹹豐拘於小節而疏於大計、追求虛浮而忽略實際、剛愎自用而拒絕納諫。為這一冒失之舉，他差點丟了性命。此事雖與他性格倔強有關，但也反映了他求治心切。
曾國藩領兵之後，因為急於想扭轉局麵，也有些操之過急，結果得罪了許多官吏，引起了很大矛盾。他剛出山幾次兵敗，與其急於求勝、輕易出擊有必然的聯係。經過這番仕途和戰場的挫折後，曾國藩認識到，辦事和治學一樣，也要逐步來，絲毫急躁不得。所以，他從整頓軍隊、重建湘軍開始，逐漸擴大、完善自己的武裝力量和指揮係統。湘軍越戰越強，終於取代綠營成了晚清的統治支柱。
可以說，“緩”字是曾國藩經曆無數波折後總結出來的處世秘訣，是他在學問、仕途、用兵上成熟的標誌。雖然一味講“緩”也有弊病，但在曾國藩的辦事過程中，“緩”字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點李鴻章當時並未認識到，因為他還年青，氣太盛。隨著在官場上混跡時間越長，閱曆越多，他的辦事風格也由急趨緩。這不能不說是受了老師的影響和熏陶。
曾國藩總結的“緩字訣”的精義在於，緩可以糾急躁之弊，辦事時給自己留有充分餘地，使得考慮更周全，計劃更嚴密，保證萬無一失。所以說，“事緩乃圓”，做事緩一些，才會將事辦得圓滿無缺。緩的另外一層意思是，要把一件事做好，不能心急，應腳踏實地，逐漸積累，水到渠成。曾國藩辦事不求速成，治兵也不願速進，有時兵須出奇，如唐代名將李靖，率輕兵奔襲2000餘裏，直搗突厥頡利可汗駐地，將之一舉擊潰，從此北方大定。名將用奇兵速兵製勝者不勝枚舉。但因穩取勝也大有人在，諸葛亮就是顯例。曾國藩辦事緩，用兵緩，卻總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860年3月，李秀成用圍魏救趙之計，奇襲浙江，誘江南大營清兵來救，半路上擊潰清軍張玉良部，接著集中數路大軍，合擊江南大營。清軍全軍潰散，張國梁投水自盡，和春兵退常州。李秀成又緊追不舍攻占常州。和春兵敗自盡。四月，太平軍攻克蘇州，江蘇巡撫徐有壬自盡。
江浙一帶是清廷財富之源，丟失不得。清廷接連發了幾道諭令，命曾國藩率師東下，解江浙之圍。此時曾國藩正全力圍攻安慶，安慶是天京門戶，一旦攻克，天京就無險可憑，因此是關鍵所在。為此，曾國藩不願東下。此外，曾國藩還有其他考慮。曾國藩用兵講主客之道，不願反主為客，被太平軍牽著鼻子走，陷入被動。張國梁、和春之敗，即由於此。同時，浙江巡撫王有齡與曾國藩是政敵，在餉源上爭奪激烈，曾國藩也想借機除掉這個異己分子。即使做不到，也可打擊他一下。於是曾國藩又借口拖延。清廷無奈，用厚獎誘其出兵，給他加兵部尚書銜，署兩江總督，又發下第五道諭旨，令其馳援杭州。即使如此，曾國藩仍按兵不動，上了一道奏折，說明不能東下的理由。不久，杭州失守，王有齡被殺，朝廷也就不再催促了。
此次曾國藩以“緩字訣”處理，可謂一舉數得。
一是推延不救張國梁、和春，使清廷依賴的最後一支綠營勁旅全軍潰散，兩員主將身死，不得不全力依賴湘軍。此前朝廷遲遲不封曾國藩，此後不久，就授之為代理兩江總督。
二是借機除掉異己。王有齡敗死後，曾國藩保奏的四省巡撫全部是湘軍一係，如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李續宜，牢牢控製了江南軍政大權。
三是可以穩住自己陣腳，緩緩圖進避免陷於被動。倘若曾國藩急急東下，正中李秀成之計。李秀成攻打蘇浙，並不僅為奪取財富之區，還在於調動湘軍東下，遠離兩湖根據地，同時在湘軍長途奔襲中以逸待勞、聚而殲之，則可解安慶之圍，打垮湘軍主力。安慶守軍萬餘人亦可乘機出擊，西上攻打湖北，占據湘軍老巢。如果此計成功，清朝恐大勢已去。曾國藩不為所動，以緩濟急，以靜製動，終立於不敗之地。
曾國藩辦事主張從長遠考慮，穩中求成。如果貪圖迅速，個別地方可能有利，對大局而言則會造成不利影響。“欲速則不達”這句古語詮釋了這個深刻的道理。
七。堅毅忍耐，官場求存
不管是政治家角逐政壇，軍事家競勝疆場，學者進德修業，還是普通百姓居家過日子，都不會一帆風順，都會遇到一些險難憂煩之事。而要克服和戰勝這些艱難和憂煩，堅毅和忍耐的品質是必不可少的。
曾國藩對於忍耐的妙用，可謂深有體會。作為一位身在官場的讀書人，曾國藩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大量不想做、不願做、下屑做，但卻不得不做之事，官場的煩瑣應酬與扯皮常令他厭煩。曾國藩曾與這種官場習氣做過針鋒相對的鬥爭，但事實證明，這種習氣絕不是幾個人所能改變的。幾經挫折的曾國藩逐漸從中悟出了官場生存之道，那就是一個“耐”字。
任京官時，曾國藩盡管還未在實踐上養成高深的“耐”字功夫，但十年的京官生活，卻也使好學深思的他在理論上形成一番對“耐”的高見。
曾國藩將“耐”分為“耐冷”“耐苦”“耐勞”“耐閑”四個方麵，分得細致全麵。曾國藩對“耐”字的深刻理解，是通過在長期的從政、治學生涯中獲取的。曾國藩之所以極力強調“耐”在治軍、從政、為官領域中的作用，是因為他認識到軍事、政事都是極為煩瑣細碎、直接具體的，好高騖遠、誌大才疏的人往往不耐煩，易輕率，愛放言高論，不慣細致躬行，尤其是事機棘手之際，往往更是沉不住氣，容易事。
曾國藩正是從繁忙和艱難的軍事、政治鬥爭中磨煉出其“耐”性，總結出對“耐”字的深刻認識。
在與太平軍的鬥爭中，曾國藩常常占不到便宜，尤其在初期，幾乎屢戰屢敗。靖港之敗、湖口之敗中，曾國藩情急之下，欲投水自盡，都被部下所救。江西受困、祁門遭圍時，曾國藩心膽俱碎，魂夢屢驚，以至寫下遺囑。但他頑強地咬牙挺了過來，迎來了轉機。曾國藩之所以能夠如此，正在於他那咬牙堅挺的“耐”性。
曾國藩還以自己的親身經曆和感受告誡正處於戰事棘手之際的曾國荃，身處逆境時，不必怨天尤人，那不是好漢的做法，真正的好漢是牙齒被打落了也不吭一聲，要咬牙忍耐，徐圖自強，去迎接對自己有利的轉機。
1865年，曾國藩奉命“剿撚”。針對撚軍以騎兵為主、行動迅捷的特點和僧格林沁敗亡的教訓，曾國藩逐漸確立了“河防”的戰略。次年6月14日，曾國藩在徐州與劉銘傳商定了“河防大計”，計劃利用自然河道把撚軍的活動限製在一定範圍之內，進行分段防剿，進而消滅。具體內容是把他的部隊與地方勢力配合，分守黃河、運河、沙河與賈魯河、淮河，把撚軍困在黃、淮之間的狹窄地帶，加以殲滅。運河防務，由他與漕運總督吳棠、山東巡撫閻敬銘分守，潘鼎新、劉秉章兩軍相配合。黃河的防務，則由直隸總督劉長佑、山東巡撫閻敬銘分守。西線的沙河、賈魯河防務，曾國藩調集鮑超、劉鬆山、張詩日、劉秉章、楊鼎勳五軍，配合河南巡撫李鶴年一同防守。沙河、淮河一線則調劉銘傳、張樹珊與豫、皖地方軍隊配合防守。
六月中旬，張宗禹一部在河南西華、上蔡與湘軍劉鬆山、張詩日兩軍相遇，雙方激戰7日，撚軍損失約6000人。這是曾國藩自率軍北上以來的第一次大仗。曾國藩十分高興，打算利用“河防”之策調集人馬，把撚軍殲滅在賈魯河以西、沙河以南地區。但由於湘淮各軍分兵防守，戰線太長，一時間很難集中，張宗禹、賴文光、任化邦、牛宏升四軍已往河南許州、禹州一帶會台。撚軍看破了曾國藩的陰謀，於8月16日夜間對河南撫標營發動攻擊，很快突破防線，於開封城內越過壕防東去，進入山東。
一些人認為曾國藩放棄了“河防大計”，改用追擊堵截戰術了，認為“河防”之策宣告大敗。於是朝野內外又開始對曾國藩不滿。他的敵對勢力則借故大肆攻擊。禦史阿淩阿等多人上疏彈劫曾國藩“剿撚”無方，要求撤去曾國藩的兩江總督之職，收回其欽差大臣之命。清政府也深怪曾國藩與撚軍作戰一年有餘，未見實效，也連發上諭，嚴厲斥責。
麵對皇帝的嚴責，曾國藩隻得以身體欠佳為由，上疏太後、皇上，請求另派欽差大臣接辦軍務，而自己並不準備離開戰場，仍要以“散員”身份留在大營內，協助辦理。然而，由於各方麵的原因，他終於沒能留在軍營，仍以全盤失敗的結果回任兩江總督。
他的學生李鴻章接任後，一開始也對其“河防”政策不以為然，輕兵四出，結果部下郭鬆林、張樹珊、劉銘傳、彭毓橘等大將接連遭敗，張、彭戰死。這對李鴻章產生了極大震動，使他認識到老師策略的正確。此後，李鴻章拒絕任何建議，頂住輿論壓力，堅持“河防之策”，把撚軍困在黃河、運河、大海之間的狹窄地帶，使其馬隊無法施展特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