撚軍的最終失敗，仍敗於曾國藩製定的“河防大計”。曾國藩知道自己的失敗不在於“剿撚”的戰略失誤，而是另有原因。其中主要是清政府不願把“剿撚”之功再授予這位已撲滅了太平天國的大功臣，以免其功勞太高，將來難以駕馭。事後，曾國藩總結失敗的教訓時，也承認自己仍有“不耐煩”之處，其中主要是指沒有處理好與河南地方大員的利益關係。
曾國藩的“耐”字中有“困知勉行”、努力發奮的意思，隻要能熬得住，打得通，便是好漢，便是成功。
1866年正月，他在給正在練字的兒子紀鴻的信中說：“爾不可求名太驟，求效太捷也……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造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不特習字，凡事皆有極困極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
八。宦海識途，功成身退
曾國藩一貫主張：“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此二語也。”
1862年，曾國藩以身居將相之高位，曾國荃統領的人馬更是達兩萬之眾，曾國華統領的人馬也達五千之多；曾國荃在半年之內，七次拜受君恩。盡管這還不是曾氏家族最為輝煌的時期。
麵對如此浩蕩皇恩，連曾國藩都有些心滿意足，甚至有點喜出望外，他禁不住驕然慨歎：“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
曾國藩之所以被重用，關鍵是太平天國運動的存在。如果沒有太平天國運動，清政府就不會依賴曾國藩。他們不想在消滅了太平軍之後，又有湘軍謀反。
1854年，曾國藩攻陷武昌後，鹹豐皇帝對他的封賞一再遲疑，正是考慮到這些。當時，捷報傳來，鹹豐皇帝很高興，立即下旨，封曾國藩為湖北巡撫，並且誇獎曾國藩，說他雖然是一介書生，卻能夠立下大功。鹹豐皇帝身邊的一位大臣卻勸他，說曾國藩雖然是一個普通人，但是他振臂一呼，四麵八方的人都會響應，聚集在他的周圍。雖然有了功勞可以得到獎賞，但給他權勢，卻不一定是國家的福氣。鹹豐皇帝揣摩過後，就改變了主意。
曾國藩以其敏銳的洞察力意識到了危機，心中不免有矛盾。因為要想做到精忠報國又要做到功成身退，的確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古今能做到這點的人寥寥無幾。
曾國藩功成身退的想法在他的日記中屢屢有所表露：“日內因戶部奏折似有意與此間為難，寸心抑鬱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權太重、利權太大。意欲解去兵權，引退數年，以息疑謗，故本日具折請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義。”
1864年3月25日：皇帝降下諭旨，任命曾國藩為欽差大臣，督軍北上，並加封。“是日接奉廷寄，一等侯之上加‘勇毅’二字……加此二字，不以為榮，適以為憂！”
1865年4月29日：“是日，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敗，霞仙革職。業經告病開缺之員，留辦軍務，致有此厄，宦途風波，真難測矣！然得回籍安處，脫然無累，猶為亂世居位者不幸中之幸。”
1867年正月7日：在給李鴻章的信中，曾國藩也提到：“仆辛苦多年，何必於晚節戀此一官……從此不居權要之任，或可保全末路耳。”
世上有兩種人：一是不知足者，二是自我滿足。自我滿足者又有兩種：一盲目滿足，二知足常樂。不知足者物欲橫流，知足常樂者心靈通達。曾國藩不計較得失，並以“知足慎獨”為人生學問，可謂智者！
曾國藩有一首詩最能代表他的“知足”觀：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求仁則人悅，習勞則神欽。
的確，知足是一種最大的滿足。宦海多年的曾國藩深知知足之道：“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資，多欲為患害：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賞，既得勿求壞。芬馨比椒蘭，磐固方泰岱。求榮不知厭，誌亢神愈昂，歲懊有時寒，日明有時晦，時來多善依，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瘵。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無依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況處夷塗，奚事生嗟氣？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語雲：名根未拔者，縱輕千乘甘一瓢，總墮塵情；客氣未融者，雖澤四海利萬世，終為剩技。”
意思是：知足就會覺得心中像天地一樣寬廣，貪得無厭會覺得宇宙也十分狹小。對於沒有超乎常人資質的人來說，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禍害。貧困時總想到豐盛，困境時經常尋求平安，富貴時要求有千乘車，尊貴時追求萬釘帶，沒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賞給，得到後又想永久占有，追求椒蘭那樣的芬芳的香氣，如同泰山般穩固的地位。追求榮華富貴，沒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揚但越來越委頓，天氣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時運好時多結善緣，時運不好會生災患。
各種福分不可期求，各種禍害往往紛至遝來。一句話會招人怨尤，一舉足便會有障礙。舉首望世界，乾坤是多麼大啊，得到榮譽不要立即歡欣，遇到患難也不要立即氣餒。你看十個人中，八九個都沒有依賴。別人窮困多超過我，我的窮困仍然可以忍耐；況且處於平坦夷途，還有什麼事值得嗟氣歎息呢？
對於世界少一些索求，走路、睡覺都十分愉快，聽天由命活到老，就不會四處不安。
俗話說：一個名利思想不能徹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輕視富貴榮華而甘願過清苦的生活，最後還是無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誘惑；一個受外力影響而不能在內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澤能廣被四海甚至遺留給千秋萬世，其結果仍然是一種多餘的伎倆。
他把自己的感覺和心情告知家人，又以自己的學識、閱曆和權威規勸家人：“日中則昃（太陽偏西），月滿則虧。我們家現在到了滿盈的時候了！管子雲：‘鬥斛滿則人概（削平）之，人滿則天概之。’我以為，天之平人原本無比形，必然要假手於人。比如霍光氏盈滿，魏相來平滅他，宣帝也來平滅他；諸葛恪盈滿，孫峻來平滅他，吳主也來平滅他。待到他人來平滅而後才悔悟，就已經晚了。我們家正處於豐盈的時期，不必等到天來平、人來平，我與諸位弟弟應當設法自己來平。”
“功成身退”的思想在今天對許多人來講已經不太實用。它會使人失去積極的進取心，從而滿足於現狀，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鍾。這是其糟粕之處。事實上，這裏提出的“功成身退”僅是一種退守策略，是指一個人能把握住機會，獲得一定成功後，見好就收。
老子的知足哲學也包括了“功成身退”的思想。所謂：“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其含義為：過分自滿，不如適可而止；鋒芒太露，勢難保長久；金玉滿堂，往往無法永遠擁有；富貴而驕奢，必定自取滅亡。而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將一切名利都拋開，這樣才合乎自然法則。因為無論名或利，在達到頂峰之後，都會走向其反麵。
曾國藩本來是一個虔信程朱理學的學者，然而那個時代把他造就成了一代中興名將。從1852年奉旨興辦團練開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二年，他一直在過問軍事。他仿照明代戚繼光創建了一支不同於綠營軍（兵）的新型軍隊，這支軍隊紀律嚴明，戰鬥力強，為他立下了赫赫戰功；然而，正當它處於威震四海的頂峰時期，曾國藩卻出於保全自己的目的，下令解散了它。
曾國藩自從“特開生麵，赤地新立”拉起一支從團練改編而成的軍隊——湘軍時，便洶洶然地衝在對抗太平天國的最前列，此時他完全被維護皇朝的義務感和炫耀自己的功業心包圍了。但在以後的征戰生涯中，不僅戰事棘手，屢屢受挫，而且也時常受到來自清政府內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謂身陷煉獄，備嚐艱辛，但他畢竟都竭蹶經營，“咬牙立誌”地堅持了下來。
因此，當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時，變得十分注意自我克製，特別注意調整自己和清廷之間的關係，尤其注意回避曆史上那些顧命大臣常遇到的功高震主的問題。
曾國藩時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貴常蹈危”這一殘酷的曆史教訓，隻有推美讓功，才能持盈保泰。
當天京合圍之後，李鴻章、左宗棠先後攻下了蘇、杭，五萬大軍陳兵於天京城外，卻難以將天京攻下，來自於朝廷上下的各種議論紛起，這不能不引起曾國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與沈葆楨爭奪江西厘金的問題上，更引起他的警覺，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識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楨而壓抑自己，使其處於極難的處境之中。
在攻克天京前，曾國藩對於大功後他所麵臨的政治危機，已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當攻破天京的消息傳至安慶以後，他更是繞室彷徨，徹夜思考，對於可能出現的種種情況進行預測並采取相應的處理辦法。
當曾國藩從安慶趕到江寧的時候，終於醞釀出了一個持盈保泰的解決方案，那就是裁軍不辭官。
湘軍攻破天京後，曾國藩被皇帝封為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作為事實上的湘軍領袖，凡是湘軍出身的將領，無論是執掌兵權抑或出任封疆大吏，都視他為精神上思想上的領導者，而湘軍在裁減之後，被裁者多至數萬，功名路斷，難免有很多人心懷不滿。
此時，曾國藩如果請求解官回籍，皇帝當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回到鄉間之後，以一個在籍鄉紳的身份，一旦為圖謀不軌之人所挾製，並奉之為領袖人物，即使曾國藩知道如何應付，而對清朝政府來說，也仍然不可接受，故而解官返籍並不是保全功名之道。如果清政府懷有過分的恐懼，以為曾國藩之辭卸官職，正表示他有不願繼續為朝廷效力的意願，那就更容易發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因此，曾國藩在此時一方麵自動解除兵柄，一方麵要留在兩江總督任上繼續為清政府效力，決不輕言去留，無疑正是絕對使清政府感覺放心的最好辦法。試看他在兩江總督任內因奉旨剿撚而不以勞苦為辭，逢到軍事失利，立即趁機推薦李鴻章自代，亦無非仍是遠權勢而避嫌疑的做法，不過在表麵上不太顯露痕跡而已。至此，我們當然要相信曾國藩之功成不居與遠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貫作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