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權力分配同樣是一片混亂，國家的治權事實上掌握在幕府軍事貴族手中，而幕府對地方的大名同樣沒有事實上的統轄權力，名義上承襲正統的天皇成天隻能弄弄詩詞，而在精神領域日本人普遍信佛，於是財力和土地又被寺院分走一大塊。這樣一來，一國疆域內的資源非但不能形成合力，相反還會內耗不止，日本因此經曆了長達140年的內部戰亂。“明治維新”其實也可以稱為是“明治複辟”——日本把原本有名無實的天皇扶正成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元首，成為了國家法統與道統的根本保證，原本分散於大名手中的地方治權通過“奉還籍冊”統歸了中央政府。
資本主義在崛起之後能夠永久性的保持對封建社會的優勢，根本在於工業革命，而工業革命的根本前提則在於資本的集中，因為近現代大工業的建立成本遠要高於過去作坊式的手工業。最先崛起的英國由於起先王權就弱，貴族和商人手裏就聚攏了大量的財富——1800年歐洲三分之二的人口是無產者，而同時期中國的無產者隻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多數人擁有土地或是土地的長期租用權，這一方麵說明中國的貧富差距小於歐洲，但另一方麵也意味著資本在歐洲貴族手中更為集中，這則給工業革命提供了經濟基礎，如今各類進口高檔汽車的車標，多數其實就是由這些大家族的族徽演化而來的，這些廠商其實就是這些家族產業的一部分。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一方麵國內缺乏這樣富可敵國的超級貴族，另一方麵此時已經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後期，麵對西方大資本業已成型的體係，即便放開讓國內資本家自由競爭，那他們的最終結果要麼是被國際資本所吞並，要麼就是蛻變成買辦資本家，而對日本而言，這都意味著國家將淪為居於國際產業鏈末端的“附屬品”。因此日本選擇了學習普魯士的模式，搞起來政府主導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
資本主義崛起的另一個根本要素在於國家意誌、國民意誌和資本意誌無不是高度統一，鴉片戰爭中的英國、甲午戰爭中的日本，他們國民特別是精英階層主體對國家的戰爭決策無不是全力讚成。除了民族主義這個精神層麵的因素之外，從利益角度來講，近代以來崛起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奉行的無不是擴張型的經濟，或和平或暴力，都是在擴張海外市場，收納世界範圍內的資源的。對他們的精英階層而言，這簡單說就是大夥合股出去搶劫外人，自身內部的利益衝突相對而言自然要居於次要的位置。
清末以來中國人練出了新軍、建立了議會、成立了政黨、製定了憲法，並且每一步幾乎都是一板一眼比照著西方來做的。為了西化，國民政府一度連中醫藥都要廢除。然而資本主義列強崛起的內核，那時的中國精英們卻並沒有學到，以當時的背景，也根本學不到。資本主義列強崛起的內核無不在於“統一”二字，國家權力集中統一、資本集中統一、國民意誌集中統一。而同時期的中國又是什麼樣子？地方軍閥、豪強割據，政令下不到基層特別是下不到農村，何談權力統一；空有一個議會的架子，可作為議員的“社會賢達”們掌握的無非是大量的房產、田產，相比於搞工業他們更願意拿這些資產去放貸收租，又何談國家意誌與資本意誌統一；國家積貧積弱，處在被動挨打的地位，精英議會靠投票除了能統一剝削下層的決策，任何削弱自身利益的決策都必然會在無休止的扯皮中無果而至，又何談上下一心。當時所謂中國人“一盤散沙”並非僅僅是指民心上，而是結構性的。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當時作為世界霸主的英國，其擴張已經達到了極限，而與此同時，美國、普魯士（德國）、日本等新興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崛起，1917年又出現了蘇聯這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後發者的一次次挑戰之下，英國的霸主地位開始逐漸動搖。與此同時，自資產階級革命以後，對外殖民擴張、對內對資本不加約束的經濟運行模式也已走到了勁頭。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對內要麵對工人階級愈演愈烈的反抗，對外要應對其他國家的經濟競爭和軍事威脅。世界範圍內，在戰爭爆發越來越頻繁的同時，各國內部改革的壓力也越來越迫切。俄國的沙皇貴族政權由於無法調和國內的矛盾，最終由布爾什維克取而代之，而蘇聯模式成功之後，英、日、美等國都曾派出考察團赴蘇考察，以求得到啟發；而美國政府在大蕭條之下最終給逼出來了“羅斯福新政”。美蘇兩國的政治製度截然不同，但是在改革（革命）的基本方向上卻是有相通之處的：都強調國家在生產及分配上的支配作用，都強調保證普通人的利益，都強調國家對於基層的管理，不同的更多是在“烈度”上，當時美國的資本代言人就曾指責羅斯福總統是在美國“搞社會主義”。而經曆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洗禮之後，能夠取代英國主導世界新秩序的，恰恰就是最早完成社會變革的美、蘇兩國。而“走在了後麵”的日本以及西歐諸國，在戰後也紛紛通過強化社會福利和國家對經濟運行的控製，最早完成了戰後重建直到重新繁榮。而把中國革命放在這樣一個世界範圍內的大背景下去看，會發現以社會主義取代官僚買辦資本主義、封建主義，以共產黨取代國民黨，這其實是大勢所趨，不如此中華民族則將逆世界潮流而動，最終必然被多數國家拋在後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