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12月）
是否跟得上？
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以前沒坐在作戰部長的位子上時，他下村當然可以嚷嚷著放開了打，但現在他已經坐穩當了，就必須得對他謀劃的戰事負責。為此，他策劃了一個廣東登陸計劃，這樣的話，華北控製在手，上海又即將陷落，再打下廣州，把中國海岸線一封鎖，以華北、華東、華南三線勝利的勢態向南京施壓，他就不信中國不屈服。所以，1937年11月7日，東京向華東前線發出一個命令：掃蕩中國殘兵限於蘇州、嘉興連線以東。
這個製令線是參謀次長多田駿的意思，他本人跟石原一樣，反對把上海戰事再擴大。
也就在這一天，下村定編成了華中方麵軍，統轄上海派遣軍和第10軍。鬆井石根轉任華中方麵軍司令官，但同時還兼著上海派遣軍司令官。陸軍參謀本部通信運輸部部長塚田攻出任華中方麵軍參謀長，武藤章出任副參謀長，當年來華“旅行”的公平匡武出任華中方麵軍作戰主任參謀，而上海派遣軍主任情報參謀長勇則兩邊兼著。
華中方麵軍編成後的第4天，上海就陷落了。這並不出鬆井石根的意料，出乎他意料的是，上海派遣軍和第10軍推進的速度，光這樣勢如破竹地攻下去也不是個辦法，他必須坐下來想一下繼續進攻的意義所在。所以到11月14日，他以華中方麵軍司令官的名義，下了一個更具體的命令：所有追擊部隊以上海派遣軍攻至福山、常熟、蘇州連線為止，第10軍攻至平望、嘉興、海鹽連線為止。
這時候，河邊虎四郎又飛到上海。下村明白：戰事怎麼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現地日軍的意思，所以他派河邊過來探聽情況。河邊一頭鑽進華中方麵軍設在上海大場的司令部。在司令部，河邊告訴鬆井，下村作戰部長有意進行廣東作戰，想從上海戰場上調過去一個半師團。對於華東的日軍怎麼辦，河邊建議：停止追擊戰，作個休整。當然也不撤軍，而是監視和威懾南京。
鬆井沒表示反對，但又說：如果趁此機會攻克南京，也許會更有價值吧？！
上海戰把這個老鬼子折騰得夠嗆，本來他就奇瘦無比，加上天天熬夜，三個月下來已經蛻了層皮，真正地成了皮包骨，一眼看上去像個紙人。上海戰，他的派遣軍損兵折將，最後還是靠柳川軍團的遠線迂回才解決問題。從這一點上看，東京的軍部實際上對他的能力已經提出了一個問號。所以，鬆井想打南京既有公的一麵，又有私的一麵。公的一麵，是想通過攻占中國首都來迫使國民政府屈服；私的一麵，就是想通過打南京鹹魚翻生。因為中國軍隊從上海退下來後，戰力已經下去一大半，這時候攻擊南京會比打上海容易得多。
但鬆井又不得不考慮他的參謀長塚田攻的意見。都說塚田也是個“擴大派”，但實際上此時他不讚成馬上打南京，因為日軍“非常疲倦”，最重要的是無法保證後勤補給。塚田攻在出任現職前，搞的就是補給運輸這一塊，在軍中也算個專家了。鬆井和塚田碰出的結果是：攻打南京可以在1938年1月中旬進行。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河邊。
河邊又見到了武藤章、長勇、公平匡武等參謀。武藤已經當上了華中方麵軍副參謀長，長勇既做著上海派遣軍的參謀，又兼著華中方麵軍的情報主任參謀。兩個人對攻擊南京“興趣盎然”。武藤說：一定要打下南京，這樣的話中國必會屈服。武藤又趾高氣揚了，被打發到前線，他有點因禍得福的感覺，他對河邊吹噓：當我從南京凱旋而歸，從東京站進宮拜見天皇陛下時，不要坐汽車，而要坐馬車。
就在這個關口，製令線被推進神速的柳川第10軍率先突破了！
柳川平助率第10軍登陸後，沒遭到強力抵抗，第6師團戰死500多人，第18師團和第114師團分別戰死400多人，國崎支隊才戰死200多人，剛打出“精神兒”來，所以對東京畫出的製令線很不滿，將佐們一致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息兵不前，將錯失良機。
柳川在設於金山的司令部中陷入了抉擇的困境。
柳川曾一度追隨荒木貞夫，在永田鐵山針對皇道派的軍內調動中在陸軍省次官的位置上失勢，被流放到台灣當軍司令官。“二二六兵變”中，遠在台灣的柳川和山下奉文、古莊幹郎等人一起“奉勸”天皇向叛軍妥協，兵變平息後被勒令退出現役。中日戰全麵爆發後，上海戰局陷入膠著，東京那邊急需能打仗的幹將，在這種背景下柳川被起用。
他想：現在，南京在前，旭日旗進中國首都是豐臣秀吉時代以來日本的迷夢。他柳川很有可能成為這一百年迷夢的實現者，怎麼能停止追擊半途而廢？
11月13日夜，一直跟隨第6師團追擊的第10軍作戰參謀池穀半二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33期，靜岡縣人）返回司令部，向柳川報告的消息是：追擊異常順利，中國軍已趨於崩潰。他特別舉了穀壽夫被一個中國士兵當成自己人的例子，這說明中國軍隊已陷入極大混亂。
柳川立即召開幕僚會議。
日本軍中的參謀會議分兩種：一是閣僚會議，即軍司令部達到一定軍銜和職務的人才有資格參加。平時就開這種會議，但也不總開，因為主任作戰參謀擬訂的計劃，通常都會在軍司令官和參謀長那裏順利通過。但如果通過不了，或出現新的重大戰況，軍司令官就會召開幕僚會議。所謂幕僚會議，就是參加者不分軍銜和等級，人人都可以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