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在恐怖中，安全區的歐美委員們點燃蠟燭，和難民們度過了一個終身難忘的並不平安的平安夜。拉貝是後來才趕到的，因為他需要在自己的房子裏盯著，不讓日軍翻牆而過去騷擾那裏的難民。按費奇的說法：拉貝每次都展示出令日軍望而生畏的納粹臂章。叫他們怎麼進來的就怎麼出去。這天晚上，在威爾遜醫生的琴聲下，委員們一起唱了聖誕歌曲，他們在心中默默祈禱，希望上帝能夠降福南京。
1937年12月24日是人類史上最殘酷的平安夜。
天亮了，聖誕節到了，南京人民和安全區的委員們又將麵臨新的恐怖，所以費奇肯定地說：“我深信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是世界現代史上絕無僅有的最黑暗的一頁！”
大屠殺期間，安全區一共救助了20萬以上的中國難民。但在後來，有一段時間，安全區的作用似乎被忽略了，有不少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文章使用了一個帶有諷刺意味的題目：“安全區內不安全。”當然，著者是想強調日軍的暴行無處不在。但是不是因為有暴行發生就抹殺掉安全區的作用和委員們的努力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甚至可以這樣說，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絕大部分來自安全區。
而且，由於西方記者的離開，日軍的暴行大多見於委員們的日記、報告、信件，包括：《拉貝日記》、《費奇日記》、《馬吉日記》、《威爾遜日記》、《麥卡倫日記》、《魏特琳日記》、《南京戰禍紀實》（史密斯調查報告）、《南京毀滅的日子》（克勒格爾日記）等。
關於用攝像機拍攝的南京大屠殺的動態畫麵，現在能找到的不多了。除了日本隨軍記者伊藤敏鬆拍攝的第6師團新街口斬首暴行外，最著名的當是美國牧師馬吉冒著生命危險偷拍的畫麵。
馬吉有一部16毫米攝影機，大屠殺期間，他用該機器拍攝了長達105分鍾的動態畫麵，其中包括日軍在安全區內抓人的鏡頭。在鏡頭中，身材矮小的日本士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槍，抓捕中國青年男子。一個鏡頭是，一名老婦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但日軍置之不理，還是把她的親人帶走了。還有在鼓樓醫院拍攝的被日軍殘害的中國平民的鏡頭，其中有被日軍用火燒得麵目變形的男子，有被日軍用戰刀把脖子幾乎砍斷的婦女。身中37刀後接受威爾遜醫生治療的李秀英，也出現在馬吉的鏡頭裏。
很多年以後，當我們看到動態的南京大屠殺暴行畫麵時，其震撼是無法用語言描述的。
後來，馬吉把電影膠片給了費奇。費奇離開南京時，乘坐日本軍用火車到上海。用費奇的話說，在火車上，他和“一群人們所能想象的最可憎的日本兵”同坐一節三等車廂。記錄南京大屠殺的6卷16毫米的電影膠片就藏在他的衣服裏。
伸出人道主義救援之手的還有棲霞山江南水泥廠的工作人員丹麥人辛德貝格和德國人京特，二人於南京郊外建立難民收留所，救助了3萬多名中國人。
在南京危如累卵的時候，在各國僑民和使館人員都離開的時候，那些德國人、美國人和丹麥人選擇了留在命運未卜的危城，在南京最寒冷的年月，將正義、勇敢和熱情的手伸向中國人，正如費奇所說：
難民們曾無數次對我們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激，我們內心時常充滿溫暖。其實，與他們所遭受的苦難相比，我們的損失與不便顯得微不足道。未來會怎樣？近期的未來絕不會是光明的，但中國人有一種不可征服的忍受苦難的能力和毅力，還有許多其他的優良品德。正義最終必將贏得勝利。無論如何，我將永遠是快樂的，因為我將自己的命運與他們連在了一起。
再見！南京！
南京陷落後的第5天，美國《紐約時報》刊登了從南京返回上海的記者狄丁所寫的報道，題為《南京中國戰俘盡遭屠殺，日軍恐怖暴行蔓延》。這是國際上對南京浩劫的最初報道。報道中，狄丁作了以下分析：“發生這些事（大屠殺），日軍似乎隻有一個目的，那就是使其他地方的每一個中國人有一個深刻的印象：如果對日軍進行抵抗的話，那麼就會有南京這樣的場麵和結果。”
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不是一個偶然事件。
看一個細節：
第10軍第114師團第127旅團第66聯隊第1大隊（大隊長一刈勇策少佐）的戰鬥詳報有如下記載：
根據旅團部命令，俘虜全部殺掉。其方法，可以十幾名為一組，分批槍殺……下午3時30分，召集各中隊長，就俘虜處置問題交換意見。經討論決定，把俘虜平均分給中隊（第1、第3、第4中隊），以50名為一組由大監禁室帶出，第1中隊在宿營地南穀地，第3中隊在宿營地西南窪地，第4中隊在營地東南穀地附近，刺殺這些俘虜……各部隊應於5時前完成準備，5時開始刺殺，7時30分結束。
這份戰鬥詳報中記載的屠殺行為是有計劃、分步驟的。
詳報中，提到“根據旅團部命令，俘虜全部殺掉”，該大隊所屬的第66聯隊的上級是第127旅團，旅團長為秋山充三郎。秋山自然是接到了第114師團的命令，而師團長末鬆茂治的命令則顯然來自柳川平助的第10軍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