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國環境使日本人有一種天生的焦慮感，戰爭中表現為過盛的敵意。向南京的進軍途中，日軍每進一個村莊，先把村民殺光，然後才宿營，有時也許僅僅睡三四個小時，但即使這樣也要把全村人“清空”。攻占南京後，隻要看到有人走動，不管對方是兒童、老人，還是婦女，日軍馬上就開槍。因為他們認為，如果不殺死對方的話，自己心裏就不踏實，就會感到不安全。士兵外賀關次則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中國人從屋子裏出來，由於那間屋子離宿營地五百米左右，因此把他們槍殺了。也許他們是良民，但也不能放過。”
日本人崇尚等級，一級依賴一級，認為隻有這樣，個人才是安全的。伴隨著等級關係出現的，是下級對上級的無條件服從和上級對下級的壓迫（與畏強淩弱的性格有著密切關係）。在壓迫的過程中，上級覺得很正常，下級同樣覺得很正常，因為在他們看來：弱小服從於強大是“天道”。在1937年的南京，這種“等級壓迫”在處於最基層的日本士兵那裏爆發，而他們的壓迫對象自然是中國戰俘和平民。強大者屠戮弱小者在他們看來也是“天道”。
日本人性格中還有矛盾的一點：作為單個的日本人，是內向的、緊張的、收斂的，甚至是膽怯的；但是，一旦形成集團後，他們便是張揚的、強悍的、富於進攻性的（這又與島國環境下的心理有關），這種依賴於集團的心理，使他們對集團盲目認同，導致軍隊在施暴時產生集團無罪感：無論多大的暴行，隻要是在整個集團的名義下幹的，那麼對他們來說就是“天經地義”的。在1937年，進行屠殺的不是這個士兵或那個士兵，而是全體日本軍，所以在殺戮的過程中，他們不會有負罪感，這自然也就少了約束力，沒有了約束力，暴行隻能愈演愈烈。
南京戰是1937年中日正麵戰場上的最後一役，中國失城遷都，繼續抗戰；日軍攻占南京後，則製造了現代人類史上最大的陷城暴行。
關於南京戰，有太多的話要說。
此戰雖是現地日軍臨時打起來的，但從調兵遣將上可以看出來，他們仍是處心積慮。前麵我們說過了，日軍中最能打的師團有6個，而南京戰，除第2師團沒來外（照樣屯駐東北，警備蘇聯），其他5個師團都來了：有的負責打外圍（第18師團），有的負責切退路（第5師團國崎支隊），有的負責搞夾擊（第13師團山田支隊），有的負責直接攻城（第6、第9師團），可以說都派上用場了。
不得不說，南京戰，在戰術上，日本人運用得相當成功：決定進攻南京後，日本華中方麵軍司令部在第一時間裏作出讓第18師團奔襲蕪湖的決定，把中國軍隊沿江西去之路給堵上了；同時又叫第13師團主力、第11師團天穀支隊、第5師團國崎支隊分別在江陰、鎮江、當塗渡到江北，切斷了中國軍隊北退的路線。從正麵進攻的部隊，則采取了數路並進的方式，最終把南京圍了個結實。
但日軍也存在一個問題，這也是老問題：雖然戰術出色，但戰略上仍無遠見。在攻擊南京的命令下達後，各路日軍隻想著第一個占領南京，而放棄了對向皖南撤退休整的中央軍主力的圍殲。雖然攻下了南京，但在戰略上更被動了：不僅沒有迫降國民政府，也沒把國民政府打成一個地方政府，而是最終徹底全麵地點燃了中國人的抗戰情緒，從此真正地陷入了戰爭的泥潭，一點點走上軍國敗亡之路（後來日本人發動太平洋戰爭，實際上跟無法解決與中國的戰爭有密切關係）。
回到南京，更有太多的話要說。對中國來講，在那個年代，去守一個明知守不住的首都，這本身就充滿了悲劇性。
白崇禧之所以堅持直接放棄南京，就是從軍事角度上考慮的，這個城市沒法守，原因前麵說了。如果宿命一點，曆史上西晉攻滅東吳、南北朝侯景之亂、明朝靖難之役、晚清曾國藩剿滅太平天國，每次南京保衛戰，最後都以城陷為結局。何況，此次舉刃而來的是更為強悍的外敵。南京的地理特點不適合防守，在1937年表現得更為突出：如果日軍從江北來，長江還勉強可以被稱為“天險”（其實曆史已證明，這種“天險”從沒起過作用），但現實是日軍從背後三麵掩殺而來，在這種情況下，長江實際上成了中國守軍脖子上的一根繩子。
但南京還得守。
原因也說了。但這兒得提一點：很多人認為，從持久戰的角度看，不該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但事實上，守南京本身也未必不是戰略性做法；或者說，在戰略上，就未必沒一點可取之處。可取之一就是，把日軍吸引過來，讓從上海退下來的幾十個師安全地向皖南等地轉進，保存抗日有生力量。
所以說，最大的問題不在於守與不守，而在於：既然決定守，就應該拿出一個最佳方案。
撤到江北後，唐生智抱怨這是他二十多年軍事經曆中最糟糕的一仗，這種糟糕是怎麼形成的呢？南京戰的關鍵在於，不該讓它成為一個純防守的戰役，更不該最終搞成一個軍隊從四麵集中退向南京，叫日軍的包圍圈越來越小最終合圍的事態，而該盡最大努力在南京外圍打個主動的戰役。有人說了：當時的情況下，你還指望這個？
其實很多事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