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往舊金山的航班被取消了，一群旅客聚到值班經理櫃台。大鬆宣布：“今天所有旅客的記錄都已自動轉移到明天的同一航班，我們將為大家安排食宿。”一片噓聲後，大家開始詢問原因並釋放不滿情緒。
在黑發黃膚的人堆兒裏，夾著個高大的美國中年男人，想發問卻插不上嘴，隻好問旁邊的女孩究竟發生了什麼。那女孩身材苗條，低腰牛仔褲，貝雷帽下有雙活潑的大眼睛。她衝他攤開雙手：“今晚我們走不了啦。”老美急了，湊過來問大鬆是否能改簽其他公司的航班。大鬆還沒開口呢，貝雷帽女孩趕快把老美的話翻譯成中文，趾高氣揚地代他提問，仿佛是他的貼身秘書。大鬆沒理會她，直接用英文回答老美：“抱歉，我剛才查過，其他公司的航班也沒有空座。您隻能明天走了。”
不論老美問什麼，貝雷帽都會把大鬆的回答用更嫻熟的英文跟老美講一遍，還添枝加葉地評論道：“這些員工總是撒謊，到現在都給不出航班取消的真實原因。”老美說：“糟透了。”她聳聳肩：“世事難料。你是回家吧？”老美說：“對，我剛在北京開完會，你呢？”她說：“我假期剛結束，要回美國上學，怎麼稱呼你？”他說：“斯蒂夫。”她莞爾一笑：“我愛這名字！我中學時的外教也叫斯蒂夫，給我取的英文名是珍妮，一直用到現在。”
兩個人聊得挺歡，暫時脫離了吵吵嚷嚷的旅客們。斯蒂夫說要給家裏打個電話，先離開了。這時，特殊服務部的員工來了，招呼需要住宿的旅客集合。大家準備走了，隻有珍妮留在原地。大鬆問她：“你不也是改航班的旅客嗎？快跟隊伍走啊。”她說：“我等人。”大鬆說：“要想跟下一批旅客去賓館，不知道得等到啥時候呢。”她堅持不走。大鬆回到櫃台，納悶地跟我們說：“沒看到她有同伴呀。”
珍妮脫下外套，露出纖細的腰肢。她理理秀發，把衣服掛在行李推車扶手上。斯蒂夫風塵仆仆地回來，她激動地迎上去：“他們都去賓館了，我怕你丟了，等你一起走。”斯蒂夫說：“你真好，有人帶我們去麼？”珍妮說：“恐怕要等很久，我們不能對這裏的服務抱太高期望。”斯蒂夫說：“也許足以讓我們去喝杯咖啡。”珍妮正興奮地點頭，我上前潑了盆冷水：“不好意思，請你們盡量留在這裏等候。我們剛聯係過特殊服務部，下一位引導員會盡快趕到。”這本來就是規定，也恰好滿足了我繼續看戲的願望。
珍妮懊惱地噘起嘴，斯蒂夫說：“我去買咖啡吧。”她說：“沒事，一起去嘛，他們必須得安排我們住宿。”他指指自己的皮箱說：“你留在這兒，看著我的東西就好。”不一會，他端著兩杯熱氣騰騰的咖啡回來，她優雅地接過一杯，笑道：“這香味帶走了我的黴運。”隨後，她問他在北京玩得怎樣。他說時間太緊，隻去了長城。她大呼小叫地說太可惜了，有空我做你的導遊。她問他是否吃過北京烤鴨。他茫然地搖搖頭。她提議晚上一起去吃烤鴨，說反正旅館的飯也沒法吃。她神秘地衝他眨眨眼：“我保證，你吃上一口，就永遠也忘不了。”斯蒂夫終於開竅了，調笑道：“就像看你一眼，就永遠也忘不了。”珍妮滿臉放光，美得差點仰過去。
第二天下午，我無意中在機場大廳瞟見了珍妮和斯蒂夫，推著行李車大步前行。與昨天不同的是，她緊緊挽著他的手臂。**過櫃台，她還笑吟吟地衝我們擺擺手。不容易呀，居然有旅客從航班取消中嚐到了甜頭。
冒牌“政協委員”
今天我獲悉一件怪事。由北京飛往常州的某航班由於飛機調配，延誤了三個小時，旅客們忿忿不平。有位姓鄒的旅客說，目前正值“兩會”，又臨近消費者權益日，航空公司不能這麼欺負人，飛機延誤必須賠償！旅客們紛紛表示讚同。值班經理解釋說，公司規定航班延誤（非天氣原因）四小時以上才有賠償。於是，鄒先生帶頭不登機，說現在已經三個多小時了，我們可以等夠四小時。值班經理沒辦法，隻好請示上級，上級領導批準給每名旅客賠償二百元。
共有一百多名旅客上了飛機。值班經理將兩萬餘元交給乘務長，委托其帶到常州地麵服務人員手中，等旅客下機後分發。起飛後，不少旅客嚷著要錢。空姐們奉命從頭等艙開始發賠款。那位鄒先生一躍而起，阻止發錢。他宣稱自己是常州市某區政協委員，利用機上廣播（不知道他怎麼能進入機艙工作室）號召大家把賠款統一捐給慈善機構，並由當地媒體進行報道。有幾個旅客拍板讚成，當即把剛領到的錢交給了他。乘務長征求了旅客意見，無人反對，就把剩下的賠償金全部交給鄒先生。他向大家鄭重承諾，會替全體乘客捐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