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空姐們分發餐食時，有位旅客突然發問：為什麼要把我的賠款交給別人呢？一語擊中要害。更多旅客開始質疑，自己錢應該自己領！而且捐款是個人行為，憑什麼由姓鄒的代替？這下可亂了，有人要求拿回自己的二百塊錢，有人責令公司額外賠付，有人說壓根兒沒想讓公司賠償！乘務長問大家，剛才機上廣播時為什麼沒有人提反對意見呢？有旅客答曰，根本沒聽見廣播。乘務長沒轍，想跟鄒先生把錢要回來，結果他堅決不給。飛機即將落地，秩序混亂，場麵失控，乘務長無奈之下報了警。還沒等警察上飛機，鄒先生就乖乖把錢還了回來。一人二百，領走。
我看到了鄒先生名片的複印件，哭笑不得。此人不僅是政協委員，還是市商會副會長，某房地產股份公司、某國際大酒店、某水產商行三家企業的董事長。最雷人的是通訊地址：常州市**橋市場北麵（臨時平房第一排）。
這麼大的公司啊，怎麼像個又軟又囊的肉包子？誰都可以咬一口！今天敢劫財，明天該劫機了。員工遇到耍橫的，就讓人牽著鼻子走，把原則拋到九霄雲外。不怕公司吃虧，就怕自己惹麻煩。可惜越怕麻煩就越多。
還有一點讓我很困惑，這趟飛機上的旅客為何如此容易被忽悠呢？難道因為所謂的“鄒總”帶頭向航空公司索要了賠款後，就順理成章地榮升為革命領袖？
特權
當行李超重以後，老老實實去交超重費的往往是平頭百姓和外國人，到值班經理櫃台討價還價的反而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他們穿戴整潔，昂首挺胸，麵帶模式化的微笑，通常第一句話都是：“請問，哪位是經理？”像我這種實習生，他們是不肯費口舌的。找到櫃台資曆最老、威望最高的負責人後，他們會穩健地遞上自己的名片、外交或公務護照，亮出身份：“我是某部某局的……”仿佛單位和頭銜可以使他們盡享特權，暢行無阻。
這天，來了個某部的官員，要去莫斯科，行李竟超重20公斤。他自稱“外交官”，並言與我們公司數個地區的航站站長很熟，請我們給予照顧。鍾擺說：“那您應該先和某個站長打聲招呼，讓他給我們打電話。”外交官滿麵春風：“哎喲，那都是多少年的交情了，這點小事哪裏值得麻煩人家？”鍾擺搖搖頭：“您超得太多，我沒那麼大權限，最多免5公斤。”
“外交官”笑道：“5公斤我還用找你麼？是這麼回事，我常駐莫斯科，這次到北京出差，返回之前臨時接到單位電話，需要帶些材料回去。都是公家的，不帶不行，可我身上錢又不夠。你就通融一下嘍，咱們都是常來常往的。”鍾擺還是搖頭，外交官拉長臉：“你上司是誰？我要和他談！”那氣勢，好像他不是求情的，而是討債的。
“外交官”消失了一陣兒，再回來時離截止辦理手續僅有十五分鍾了。他有點急了，問鍾擺：“再優惠些吧，都是替公家辦事，我自己掏些錢墊著還不行麼？”鍾擺比他還著急。歸根結底，旅客得罪不起。要是因為行李超重而誤機，旅客雖然拿不出道理，但是可以投訴員工服務態度不好。萬能的態度問題！所有的矛盾都可以歸結於此。公司不可能坐視旅客在櫃台鬧事，或頻頻上訴，但求息事寧人。與此相比，行李超重還能算問題麼？況且，就常理而言，得罪公務旅客凶多吉少。
幾個經理商量了一下，隻讓“外交官”象征性地交幾公斤的超重費，算下來一千五百元左右。“外交官”麵露難色：“我又不賺人民幣，手頭隻有一千塊錢，還是借的，再便宜點吧。”他還真把櫃台當菜市場了，不過不賴人家，是我們先當小販的。
我特想說：不賺人民幣，還不吃中國飯呢，您交美元也行啊，實在不行拿盧布換。我甚至感到他是在冒充什麼外交官，可惜，每天都得把想說的話憋回肚子，真夠痛苦的。
棋子有點怒：“我們已經做出最大退讓了，您一分錢都不想交是麼？那就甭走了。”我暗暗叫好。“外交官”馬上軟了：“好好，就這個數，我想辦法借。”他邊說邊把名片塞給棋子和鍾擺：“多謝關照啦，以後要是去莫斯科，盡管找我，保證好好招待。”然後，這個聲稱要借錢的主兒拖著碩大的皮箱直奔售票處去交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