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朝野上下，盡是對王莽的溢美之詞。他又派使者持金幣誘使塞外的少數民族臣服於漢朝，從而形成天下一統、四方臣服的可觀局麵。元始五年（5），漢平帝病逝，王莽假借卜筮之術，欲選立年僅2歲的劉嬰為帝。適逢大臣上書，言浚井時發現白石丹書“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眾人認為是“符命”之兆。在征得王政君同意和群臣的勸諫下，王莽攝行皇帝之事，車服出入警蹕（天子出行時的戒備狀態），皆如天子之製。居攝元年（6），立劉嬰為皇太子，稱孺子。長沙王劉崇認為王莽專製朝政，威脅劉氏江山，舉兵謀反，因勢單力薄而遭失敗。群臣趁機上書說，因為王莽權位過輕，才導致劉崇謀反，應該賦其尊位以威震天下。王政君下詔，命王莽以後朝見時稱“假皇帝”。至此，王莽稱帝已是勝券在握，廢除皇帝前的“假”字隻是時間問題。
居攝二年（7），東郡太守翟義擁立劉信為天子，揚言王莽毒死平帝，意欲代漢自立，號召天下人共同討伐他，一時間聚集了10餘萬人。王莽惶恐不安，一方麵遣兵鎮壓，另一方麵頒文天下，表明自己將來必定還政於劉嬰的決心。僅僅用了3個月時間，就平定了叛亂。次年，齊郡、巴郡、扶風等地出現了一些“符瑞之象”。梓潼人哀章也進獻銅匱，內有“天帝行璽金匱圖”、“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書言王莽為真天子，要求漢禪位於莽。王莽見時機成熟，於公元9年廢漢自立，建立新朝。完成了其篡漢的計劃，成為名副其實的皇帝。
王莽的即位，為其背上了過多的罵名。人們認為他偽善、凶狠、殘忍，陰險而詭計多端，為了政治前途，不惜殺死自己兩個兒子；為擊敗政敵，又多次動用與太後王政君的親屬關係。他的所謂謙虛辭讓，隻不過是故作姿態，為自己在朝中樹立威望；他的一些善舉，也不過是在收買人心，為能夠快速高升而獲取政治資本。他專擅朝政，排除異己，濫殺無辜。為了混淆視聽，還利用“符瑞”愚弄百姓。他的所有行動，都是為了一個目的——篡漢自立。
然而，有人提出異議，認為王莽殺子，是嚴於治家，鐵麵無私，而不是凶暴成性的惡人。他雖貴為外戚，但從不以權勢壓人，而是審時度勢，把事情處理得公平合理。他的謙虛謹慎，是其行事作風，並非沽名釣譽。他的種種善舉，是體恤百姓，完全是出於一番好意。他的所謂排除異己，濫殺無辜，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避免矛盾升級，從根本上還是為了維護帝室的利益。他利用“符瑞”，不過是巧借“天意”，而實施符合自己意願的政治措施。正如一些學者所言，倘若每一位政治家都花費如此代價來弄虛作假，那麼整個社會必定清明多了。應該看到，王莽的登基，是曆史前進的必然結果。那時，腐朽的西漢王朝已很難維持他們的統治，天下也流傳著劉氏將終的傳言，封建國家的正常運轉需要鮮活的血液，更需要進行一場徹底的變革而促進社會的全麵進步。王莽的稱帝符合時代的潮流，合乎天意，順乎民心，而東漢宮修的《漢書·王莽傳》對其多有揶揄、貶抑，這是不符合曆史本來麵目的，我們應以唯物史觀的態度，對其進行客觀、全麵的評價。
登基後的王莽，麵臨著政治腐敗、人心渙散、經濟瀕臨崩潰的嚴峻局麵。為解決這些棘手問題，他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政治上他敦睦宗族，定姚、媯、陳、田、王五姓為同一宗族，嚴禁族人互相婚配。他受儒家“必也，正名乎”的影響，大改官職器物名稱，如改大司農為“羲和”，又更為“納言”。為宣揚自己是“君權神授”，命大臣頒《符名》四十二篇於天下，以穩定人心。封邊疆諸少數民族國王為“侯”，去“璽”曰“章”，大大跌了名份。降漢諸侯王為“公”，以合古製。經濟上，更天下田為“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多田者，剩餘部分給予宗族或鄰裏人耕種。又以“割”字由“卯、金、刀”組成之故，禁用先前所鑄刀幣，另造“小錢”，與“大錢五十”並行於市，後又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共6名28品。據《周禮》、《樂語》，開賒貸，在長安及洛陽、邯鄲、成都等重要城市設五均官，使“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保證價格穩定，防止通貨膨脹。始建國二年（10），推行“六等之令”，對酒類、鹽、鐵、鑄錢及采之於名山大川的諸多物品征收賦稅，將這些關係到國計民生的日用品進行集中管理，避免少數人囤積居奇，牟取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