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其實苦得不得了，但他沒有抱怨過
2008年7月5日，星期六，應邀到一家企業講座。以下是我講座的開場白，姑且作為該書的序言吧。
今天，非常榮幸，能夠有機會來給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國學。感謝黃總給我提供這個機會，來給各位分享一下國學。
先說一個故事吧:一個富人送給窮人一頭牛。窮人滿懷希望開始奮鬥。可牛要吃草，人要吃飯，日子難過。窮人於是把牛賣了，買了幾隻羊，吃了一隻，剩下來的用來生小羊。可小羊遲遲沒有生出來，日子更艱難了。窮人把羊賣了，買成了雞，想讓雞生蛋賺錢為生，但是日子並沒有改變，最後窮人把雞也殺了，窮人的理想徹底崩潰了，這就是窮人的習慣。
根據一個投資專家說，富人成功的秘訣就是:沒錢時，不管多困難，也不要動用投資和儲蓄，壓力會使你找到賺錢的新方法，幫你還清賬單。這是個好習慣。這個故事給我們的啟發，我想就是:性格決定了習慣，習慣決定了成功。做生意是這樣，做人也是這樣。
什麼叫習慣?習慣是非常個人的，是自己受有道德的人影響而漸漸養成的。比如說，早睡早起就是好的習慣，晚睡晚起或者早起就不是一個好的習慣，偶爾一兩次加班晚睡晚起，那不叫習慣，那是特殊情況。好習慣是慢慢養成的，不是頭腦發熱、一時興起的口號，不是大街什麼熱就追逐什麼。比如李嘉誠為人低調，生活簡樸而勤勉，一隻港幣千元的精工表已伴隨主人10年，而且永遠撥快20分鍾，以提醒自己準時、惜時。這就是李嘉誠多年養成的習慣。
最近幾年，“國學”忽然熱了起來，這不能不說和“讀經運動”、於丹解讀《論語》有關。國學熱之後，很多報紙、電視台都開辦了國學講壇，主持人在介紹嘉賓的時候，最喜歡送的高帽子便是“國學大師”，這是“國學大師”某某某。“國學大師”的帽子漫天飛，張豈之先生曾經拋出一個觀點:一個籠統的國學大師在1927年以後已經不存在了。因為1927年王國維先生自沉於昆明湖以後，由於學科的分類，從此中國沒有再產生國學大師，產生的隻是中國文學史專家、中國思想史專家或者是中國哲學史專家、中國美術史專家，等等。
但是，什麼叫“國學”?公眾對這個概念的認識還比較模糊。按照張豈之教授的說法，“國學”本義是指在西周時期，沒有私人講學的背景下由政府來進行辦學的機構，就叫做官學，也稱之為國學，距離現在已經3000多年了。第二層含義，就是19世紀西學東漸，當時中國有些學者們為了區別中國本土的學問和西方傳來的科學技術，就稱本土的學問為“國學”。到20世紀初，有些學者提倡“整理國故”，用科學的方法來整理我們民族留下來的豐富的遺產。清華大學1925年到1929年，這四年期間辦了一個國學研究院，主任吳宓教授在開學典禮上解釋:“國學者，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體。”
但我覺得媒體盡可能還是用“中華文化”這個概念比較好，因為現在世界許多國家都有中華民族的子孫在工作、生活、居住，一提中華文化大家都能認同和明確。而“國學”很容易引起多種理解，所以用起來必須要給它一個確鑿的含意才比較好。
“讀經運動”效果怎麼樣?好不好呢?張豈之說，讓小學生係統地讀經，這個問題我還沒有想好。我認為小學生主要還是要學習科學技術，中華文化中的優秀元素讓他們用假期接觸學習一下還是必要的，但過大分量地讀經，可能就讓他們負擔過重了。
什麼是國學?要說清楚真不容易，不過籠統地說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傳統思想。由於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所以這不是一個學科。近幾年所謂的“國學熱”，其實主要還是儒學熱。1982年，諾貝爾獎得主們在巴黎的例行聚會中，談到21世紀人類需要什麼思想時，幾經斟酌之後的答案不是別的，正是孔子思想。最近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的時候說，“孔子引導我走路”。
孔子可以說越來越熱，每年我們國家都搞祭孔活動，世界上很多國家都設有孔子學院。《論語》的語言平易而不乏文采，篇章短小精練，而且像格言一樣，隨便一句話都可以寫下來送人，易讀易懂易記。《論語》所談內容涉及人生修養的方方麵麵，對於我們今天與人相處、為人處世、心靈保健等都頗有啟迪，這也是為什麼它兩千多年來流傳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前幾天，你們黃總給我發短信說，本周六開講怎麼樣?我說可以。他說，主題是什麼?我想了想，就叫《國學與現代企業人》吧。這個題目很大，但是，我個人認為，一個好的企業，一個蓬勃向上的企業，一個在中國的國土上發展壯大的企業，你離不開這快土地，當然也離不開這快土地上的文化。中國幾千年來，影響國人最深的文化還是儒家文化，雖然佛家和道家等也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但真正深入國人骨髓裏的文化還是儒家。而《論語》既是儒家經典的核心，也是人們認識儒家學問的敲門磚。古人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今人半篇《論語》可以護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