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心性論比較全麵地解決主體(心)與作為人性的天理之間的關係問題，指示了成聖即培養理想人格之路。他讚成張載“心統性情”(《朱子語類》卷五)的觀點，就是說心包括性和情兩個方麵，性是體，情是用，如果心使情從性(天理)上發出來，這心就是道心，這情就是善的。如果心使情從形氣上發出來，這心就是人心，這情就不一定是善的。如果人心膨脹，情欲增多，乃至泯滅了道心，就成為惡。這就是說，人既有為善的根據(人性是理，是善)，也有為惡的可能(人有形體，有各種物質要求)，而人心是能動的，人究竟為善為惡全在人心的選擇、決斷。所以朱熹認為，要使人為善成聖，必須使道心為主宰而人心聽命，“革盡人欲，複盡天理”(《朱子語類》卷十三)。
二程理論體係中最重要的概念是理或天理，他們著力闡發的就是天理論。世界上有氣有理，氣就是陰陽，陰陽的推移消長，形成世界萬物的運動變化，生生滅滅。但是氣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在它之中有一個理起支配作用。理總是與氣結合在一起，氣是有形的，是形而下的東西，理是無形的，是形而上的東西。理是氣的所以然，是氣的根據。程頤說，“所以陰陽者是道也”(《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五)。所以陰陽者即是使陰陽成為陰陽的那個東西，程頤認為那是道，道就是理。萬事萬物各有其理，這些理是不是毫無關係呢？不是，二程指出，“萬理出於一理”，(同上書卷十八)也就是說有一個最根本的理，由它生出萬理。所以，歸根結底，“天下隻有一個理”(同上)，這個理就是儒家倫理的根本精神，被當作天地萬物本體的仁義禮智。天理是理學王冠上的寶石，天理論的提出標誌著理學建構的基本完成。在天理論基礎上，二程提出人性論和格物致知論。後來朱熹以二程特別是程頤的理論為骨幹，結合其他理學前輩的學說，創造了集大成的朱子學。二程的學說將結合朱熹的理論繼續闡發。
他作《八卦方位圖》與《六十四卦方位圖》，以陰陽對立與陰陽消長的原則安排各卦的位置、四方與四時的位置，並由此展示事物盛衰生滅的循環運動。他還用《皇極經世圖》表示整個宇宙的周期性發展。圖中有元會運世四個時間概念，一元就是一個宇宙的周期，一元包括12會，一會包括30運，一運包括12世，一世包括30年，所以宇宙的一個周期就是129600年。我們所處的這個元之中，天開於第一會，地開於第二會，萬物出於第三會，唐堯出在陽氣最盛的第六會，三代到宋都在走下坡路的第七會，第11會時萬物消滅，第12會時天地都壞。然後再開始一個新的元。元的周期性運動的實質就是陰陽的推移與消長，開始是一陽生，並逐步發展壯大，中期陽達到極盛，然後是一陰生，並逐步發展壯大，終期陰達到極盛。
理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朱熹(公元1130—1200年)。從北宋開始，中國封建社會進入後期發展階段。朱熹生活的南宋，外有金人、蒙古人的壓迫，內有深刻的社會危機。在他看來，隻有重建儒家思想的權威，才能整飭人心，維係南宋王朝的存在。他依照程頤所開辟的理本論的道路前進，也就是把儒家道德規範上升為天理，確認天理作為萬事萬物本體的地位，規定天理是萬物的規律，是人的價值目標。教導人們去人欲、存天理，修養道德，成為聖賢。朱熹關於理氣的學說認為，世界上有理有氣，理氣結合，形成萬物，理是生成事物的根本，氣是生成事物的材料，理構成事物的本性，氣構成事物的形體。理的總體就是太極，太極之理存在於每個人每件事物上，所以人人具一太極，物物具一太極，太極就是人物之性。那麼太極之性究竟是什麼呢？他說：“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朱文公文集·答陳器之》)對於三綱五常(仁、義、禮、智、信)的論證來說，王弼的本體論勝過董仲舒的神學目的論，而朱熹的以理為本又大大勝過王弼的以無為本。但是，既然宇宙隻有一個太極之理，怎樣解釋世界的複雜性——事物之品類萬殊、人間的尊卑貴賤呢？朱熹利用二程“理一分殊”說給以解釋。所謂分殊指氣由於偏全清濁厚薄等不同狀況形成的分位的差別，如得氣之偏者為物，得氣之全者為人，在人之中得氣之清者為聖智，得濁者為下愚，得厚者富貴，得薄者貧賤，等等。理雖然隻有一個，但是它在不同分位的氣中所能顯露出的方麵則有很大差異。這就巧妙地為萬物之間的差異，主要是人間的差異找到了說明。
宋明時代的儒學是新的儒學，由於它以天理為本體和至善，所以稱為。它突出孔孟之道統，所以稱為道學，它產生於宋代，所以又稱宋學，而西方人則直接把它叫做新儒家(Neo—Confucianism)。上述北宋五位儒者，對理學的建立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周敦頤開辟了新儒學的方向，張載為理學建立基本的框架，而二程提出天理說，為理學戴上醒目的皇冠。邵雍學說雖然偏出主流，但也是理學的一個方麵軍。理學的創立者們在本體論上存在不同看法，張載以氣為本，二程以理為本，兩家互有批評。南宋朱熹以程頤的學說為主，吸收各家長處，建立起集大成的理本論的哲學體係。有集大成也就有學派的分化。與朱熹同時代的陸九淵，建立心本論的理論體係，與朱子抗衡，這派學說經明代王守仁的創造性發展而達到高峰。在理學中程朱的學說始終是主流派，陸王的心學，在明代一度行時，張載的氣學雖有羅欽順、王廷相、王夫之等對它加以弘揚，但總是作為主流派的附庸而存在。下麵讓我們分別介紹各家的觀點。
北宋五子中出世較早的尚有邵雍(公元1011—1077年)，是一位象數派易學家。他也要為儒家倫理政治觀點尋找一個形而上的根據。他宣稱世上流傳的易學是文王易，屬於後天易，還有一種鮮為人知的先天易，這就是伏羲的易學。其中包含“皇極”——天地萬物的根本大道，可以用來治理天下萬事萬物。他自己的主要工作就是闡發這個先天易學。
原來在西漢初年占優勢的道家黃老思想，雖然由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讓位於神學經學，但本身仍有強大的生命力。它在民間傳播，勢力逐漸壯大，對東漢以後思想的發展發生重要影響。儒道思想的融合，在揚雄、王充那裏醞釀發展出反對神學經學的新哲學，尤其王充的元氣自然論，代表唯物論哲學的新高度。另一方麵，一些道家學者把元氣自然論同儒家、陰陽家、神仙家乃至讖緯迷信結合起來，創造了以老子為教主的道教理論。這個理論既講修身治國，又講修煉成仙，且包含儒家倫理、災異譴告等等內容，逐漸受到統治者的信任、支持，形成中國土生土長的群眾性的宗教——道教。
注釋：
在認識論與修養論方麵，張載提出人的知識有兩種，其一是天德良知，其一是聞見之知。前者是對太虛、仁義等哲學與倫理學問題的神秘直觀；後者是對具體事物的感性認識。他肯定天德良知不是從聞見中來，而是從修養中得來，但是也不否認聞見對於產生天德良知有一定啟發作用。人的認識與修養有一個從漸修到頓悟的過程。這些觀點對後來的理學家有所啟迪。雖然張載對理學的建立有很大貢獻，但由於他沒有突出天理，關於氣的自然哲學又講得比較多，受到程朱的批評，在理學中的地位比不上程氏兄弟及周敦頤。
王守仁確立了自己的基本思想之後，曾經多次改變自己的“教法”，從不同角度宣傳自己的基本思想。他講過知行合一，靜坐，存天理去人欲，誠意，最後在1521年推出致良知說，最終完成了自己的體係。“知行合一”實際是說知行統一。知與行都是本體心的發用，不同之處在於知是開始，行是完成；知是思想內容，行是實際活動。這個理論有比較濃的實用色彩，所以，從善的一路說，隻知不行的不算知，如有人嘴上說孝，實際不盡孝道，是不知孝；而從惡的一路說，有一惡念便算是行，如人有反對君父的念頭，就算有反君父的行為。標準如此不同，不能說是公允的。致良知是王守仁“心即理”思想與《大學》框架相結合的產物。他認為，良知是心的本體，是天理又是最根本的知，不過，要把良知變成現實的知和行，就要下“致”的工夫，《大學》所說的“致知”正是這個意思。在《大學》，致知與格物聯係在一起，要致知必須格物。王守仁說格就是正，使不正的改變為正；物不是物體，而是人所從事的事務、事情，它們自然離不開人的意念。所以他說：“意之所在便是物。”(《傳習錄》上)於是對於他來說，格物就是“正念頭”，使不正的念頭得正。同一個道德行為，從為善方麵說是致良知，從去惡方麵說是格物。從貫徹天理方麵是致知，從使事情符合天理方麵說是格物。用格物窮理說解釋的《大學》是朱熹的陣地，用致良知說解釋的《大學》是王守仁的陣地，有了《大學》的陣地，陽明學便能與朱子學抗衡了。
佛教是產生於印度的宗教，西漢哀帝時傳入中國。開始人們把它看作一種神仙方術，後來又用玄學貴無等理論來理解和解釋它。東晉以後，由於佛教經典的翻譯介紹越來越多，由於社會的動亂、黑暗，人們對今生絕望，普遍希望拿到進入天國的門票，還由於統治者的鼓吹、利用，佛教獲得廣泛的發展。它不僅有了自己的宗教組織，廣大信徒，而且有了自己獨立的理論。佛教理論成為中國人所理解的佛教理論，而不是純粹印度的理論。到了隋唐時代，隨著寺院經濟的興起、強大，理論思維的發展，終於創造出與印度佛教有重大區別的中國佛教宗派及其理論，如天台宗、華嚴宗、禪宗等等，把中國佛教推到鼎盛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