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早在十二三世紀便傳到日本，德川將軍統一全國之後，認為武功已到頂點，但文治還不夠，於是銳意崇儒重道。他拋棄佛教，提倡理學，重用藤原惺窩及其弟子林羅山等理學大師，讓他們講學、著書，傳播發展朱熹思想。藤原惺窩遵從朱熹的性理說，認為天地萬物皆以理為本。他批評佛家思想，使日本儒學最終擺脫禪學影響，他的弟子很多，最著名的是林羅山。林羅山心悅誠服地尊信程朱，既反對佛教，也反對耶穌教，著有《排佛論》和《排耶穌論》，反映了幕府將軍對佛的厭棄和對西方勢力的疑懼。他還大力論證日本的神道和儒教——理學的一致，使它們更好地結合起來。經過林羅山的努力，朱子學成為德川時代的官學。他本人以大儒身份侍奉過德川家四代將軍，成為幕府中重要智囊。
縱觀東亞三國曆史可以看到，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文化給它們帶去的是文字、高度發展的農業、手工業技術以及與儒學有直接關係的先進的哲學、倫理、政治思想和統治經驗，這一切對於這三個國家從野蠻到文明，從奴隸製向封建製的過渡，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幫助它們建設起發達的封建社會。但是自從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產生之後，儒學的作用從根本上發生了轉變，它所維護的封建關係已經過時，它本身也就變得保守。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提倡儒家倫理，滅亡朝鮮之後在朝鮮提倡尊孔重道，以及越南吳庭豔政權的鼓吹儒教，都是在利用儒學的保守麵，對抗、扼製民主、平等的新潮流。
新羅時期(公元675—935年)和高麗時期(公元935—1392年)統治者都信仰佛教，但政治和倫理思想都是儒家的。他們提倡仁義禮智信，而特別注重孝道。行孝者得賞，不孝者受罰，從小培養敬事父母的孝心，長大移孝為忠，成為忠君尊王的良民。於是有孝子尉貂，割大腿肉做餛飩給父親吃了治病，有忠臣洪灌在動亂中為王殉難。這兩個王朝為推行儒教，設太學、開科取士、印製或進口儒書，建文廟尊孔等等，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日本與中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它也同朝鮮、越南一樣，很早便輸入了儒家學說，並深受其影響。關於儒學傳入日本，大體有兩種說法，其一是說，秦始皇時代，徐福以赴東瀛采長生不老藥為名，帶數百名童男童女到日本，可能隨船帶有儒家典籍。另一個說法則是公元285年，百濟使者薦博士王仁到日本獻、《千字文》。此事中日史書均有記載。當時日本正處在原始社會向奴隸製社會過渡的階段，有家族製度，但還沒有與之相適應的宗法等級思想和倫理道德觀念，需要文字但還沒有文字。一書從載體(漢字)到內容，都非常適合日本的需要。於是儒學就與漢字一起在日本土地上生了根。不過在王仁到日本之後的二三百年間，儒學教學僅僅在皇子和王公大臣中進行，影響尚不普及。
這裏主要介紹儒家在朝鮮、日本、越南等國的傳播和影響。
16世紀以後，後黎王朝衰落，分裂為南阮、北鄭兩個政權，連年爭戰。1802年阮福映統一越南，建立阮朝。為了反對農民起義“以下犯上”與鄭氏家族的分裂勢力，阮氏家族很早便強調儒家的三綱五常和大一統觀念，統一之後繼續推重儒教。首先是加強從皇子到百姓的儒學教育，嚴格集善堂(皇子受教處)、國子監及地方學校的規章製度。對民間的倫理教化工作也抓得很緊，朝廷的《政要目錄》即提出“舉賢良方正，以表德行。旌孝順節義，以明人倫。”以及對其他種種德行的表彰辦法，將儒家倫理推廣到窮鄉僻壤。阮朝尊孔在越南曆史上也達到高峰，不但大修文廟，上尊號“至聖先師”，而且皇帝親臨文廟向孔子“神位”頂禮膜拜。黎阮兩朝，培養出一大批儒學大師，如黎朝的阮秉謙、潘孚先、吳士連，阮朝的鄭懷德、潘清簡等等，他們寫了大量著作，闡釋、發揮儒家思想。在民間，還流傳著一些用越南喃文寫的儒家倫理的通俗讀物。
影響日本學術界的除朱子學以外尚有古學派、陽明學派以及水戶、折衷、考據等學派，它們都表現了與朱子學不同的思想傾向。如古學派尊信三皇、五帝、周公、孔子，認為唐以後儒學是偽學，代表被閑置的貴族和中小地主階級，反對正統官學——程朱理學。陽明學派繼承王陽明的良知說、明德說，認為整個世界及其秩序，乃至儒家倫理規範都是人心的產物。開始它作為傳播儒學的通俗方法而存在，後來形成與朱子學對立的學派。陽明學派的一些重要學者逐漸萌發出代表市民利益的平等思想，重視實踐的思想，為明治維新做了思想準備。
儒家思想在黎阮兩朝達到鼎盛。1884年法國占領越南，實行殖民統治，廢止漢文、喃文和科舉製度，推行法文和拉丁化越文。這樣儒學與漢文化的傳統被割斷。但是由於兩千年傳統的影響，許多人心向儒學，在法國占領之後仍在學習、研究它，一些大儒寫出研究專著，表達抗法複越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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