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占成（中）在兵馬俑坑發掘現場記錄（張天柱攝影並提供）
令人欣慰的是，繼我1991年來秦俑博物館的那個早春之後，這裏的工作人員又走過了10年不同尋常的曆程，同時也實現了多次推進後的一次大的綜合性開拓。
秦俑二號坑的發掘，已經全麵拉開了帷幕。當年卷入將軍俑頭案的劉占成，盡管上訴無果，但已從人生的低穀中走了出來，並在秦陵考古隊副隊長的崗位上意氣風發地投入了工作。考古隊的工作人員，無論是從事緊張的清理工作還是協助工作，都不會忘記對周圍環境的搜索，希冀會出現“樂府鍾”這樣的寶物或其他考古線索。因而在秦俑館繼70年代之後的二期擴建工程各施工工地開挖地基的地方，隨時會看到考古隊員的身影，他們不僅對俑坑周圍的地層情況做了全麵了解，並且在離俑坑較遠的一個枯井旁，發現了一座早期居住遺址，其時代約在春秋或者更早的時期，遺址中的火塘遺存和一些時代明顯偏早的陶片，無疑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考古信息，它將以另一種完全不同於秦兵馬俑的景觀展示於世。
更令人欣慰的是，繼第一代秦俑考古工作者之後，第二代已經迅速崛起，這支隊伍的主將就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畢業於西北大學曆史係考古專業的張仲立、張占民、劉占成，甚至是更年輕的段清波等知識分子群體，而新的考古隊員也大多是來自西北大學考古專業的學生。這支新崛起的“學院派”或“西大派”隊伍，同第一代相比，具有明顯的優越性和開拓性。作為新生代的他們，除了具有年輕強壯的身體條件外，還具有第一代無可比擬的考古專業知識和新的考古學思維方法。他們不但能參加實際發掘，更重要的和更難得的是，他們有先進的知識積累和文化素養，能將發掘出來的實物的時代背景和文化內涵通過先進的思想和技術研究辨別出來，從而形成新的秦俑考古景觀。可以預見的是，在以後的10年或者更長的一段時間中，主宰秦俑考古發掘和領秦俑甚至秦陵研究風騷的必然是這支新近崛起的隊伍。
又說到考古，我很同意秦陵考古隊主將張仲立、劉占成兩先生的看法。現代考古與那些挖寶者的區別就在於，它本身首先是一門科學研究，其目的在於科學地揭示古代曆史的文化和準確恢複曆史文化景觀，它借助現代科學手段來發掘古代遺存，破譯古代信息，進而從中抽譯出曆史演進的規律和能夠對現代人類產生鼓舞和激勵的優秀的古代精神。
王學理（左）在任漢陽陵考古隊長期間，向前來參觀的法國總統希拉克介紹新出土的漢代陶俑
在此前的某些篇章中，我對秦兵馬俑的考古發掘做出了一些不敬甚至是批評的敘述，這裏需要補充的是，秦兵馬俑坑和秦陵考古工作者的敬業精神以及對秦文化或者相關文化的研究所付出的努力和熱情，以及取得的成果，是我所了解的中國不同的考古隊中最為出色的，也是最為優秀的。也許是關中優厚的文化積澱和文化遺風，滋養了他們秉承文化遺產和破解文化遺存的性格，隻要走進秦俑館和秦始皇陵考古隊就不難發現，這裏的工作人員幾乎都有各自的研究成果刊之於世，詫異之餘，讓人多了幾分敬佩。明珠上盡管灑落著塵埃，但塵埃畢竟遮不住明珠的光亮，這便是我對秦兵馬俑坑和秦始皇陵園考古發掘工作近30年來所做出的整體評價。
走筆至此，不禁使我想起了在秦將軍俑頭案中倒了黴的原秦陵考古隊常務副隊長王學理。按他的說法，自己參加秦俑的建館、發掘、研究先後共曆18個春秋，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沒有苦勞也有疲勞。其實依我的觀點來看，他則是功勞、苦勞、疲勞三者兼得者。何以言之，隻要回顧一下我在此前敘述的他的工作經曆和命運沉浮即可領悟。現在需要補充的是，王學理由於將軍俑頭案而被撤職查辦後，不久就離開了秦俑坑發掘工地，回到了位於西安市省考古研究所的家中。在閑居的日子裏，他於苦悶中一麵寫申訴材料，為自己喊冤叫屈，一麵以一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與文化良知，默默地做著關於秦俑和秦文化的研究工作。在這段時間裏，他憑著多年的發掘積累和深厚的學術功底，硬是寫出了《秦始皇陵研究》、《秦俑專題研究》和主編了《秦物質文化史》三部像磚頭一樣厚的著作。這三部作品同時出版後，得到了學界的一致好評，其鋒利的筆觸、廣博的知識、豐富的資料、獨特而又切中曆史真實要害的剖析，以及流暢的文字敘述，都顯示出這三部著作所具有的大家氣度。而其中的《秦物質文化史》和《秦俑專題研究》，分別獲得了“夏鼐考古學研究成果”著作鼓勵獎和陝西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這樣的情形很容易使人想起太史公的千古絕唱：“昔西伯拘薑裏，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斯言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