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為“概論”“通史”比較係統完整,加強這些課程可以使學生獲得係統完整的知識,其實也不盡然。常常有這種情況,越是係統完整的東西,越是遠離本原的事實與真相,甚至是一種“學術的神話”。
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中“審查報告”的話提醒我們:“今日所得見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僅存,或晦澀而難解,非經過解釋及排比之程序,絕無哲學史可言。然若加以聯貫綜合之搜集及統係條理之整理,則著者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所熏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誌。由此之故,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其言論愈有條理統係,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23]陳寅恪此話真正說到當今許多“通史”的弊端上麵。現今的許多“概論”“通史”一類的教材,由於是“二手轉述”,係統則係統矣,完整則完整矣,隻是離原著的內容相差甚遠。
三、經典的確立與意識形態的建構
有人或許會問,你主張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回歸原典的教與學,可經典常常是意識形態的凝結,這樣做會不會讓我們教學的內容從現代退回到古典,從開放退回到保守,會不會讓學生中經典文本中過時了的意識形態的毒害呢?
這個問題很好。我們就簡要地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據我了解,在高校的教學中,幾乎各國都有關於經典問題的爭論。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美國的關於文學經典的爭論。50年代是美學文學經典的確立時期。艾略特、裏維斯、弗萊、布魯克斯等成為了重要的文學經典的選擇者,他們主要根據作者的權威、天才的程度、傳統的力量、審美的魅力等標準加以衡量,來確定文學經典。那時,一般都認為,經典是曆史選擇的產物,它具有永恒的價值,它超越政治,與政治無關。但六七十年代,美國出現了以文化為中心的社會運動。在激烈的文化辯論和鬥爭中,自由主義和多元主義盛行。多元主義分別從階級的或族群的或性別的觀點參與鬥爭。這些鬥爭和觀點很自然地會折射到經典問題的討論上麵,於是50年代被確立的原有的經典往往被認為是白人男性的或歐洲中心和盎格魯-撒克遜基督新教的意識形態的建構而已。這就說明原典包含了意識形態和原典是在意識形態鬥爭中的產物。像在美國,經過六七十年代的社會運動後,不同的階級、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性別,用不同的意識形態建構了自己的經典。隻有少數超越功利的有魅力的原典保持它的地位,其他經典都被意識形態的力量形塑,有的從經典變為非經典,有的由非經典變為經典。
也許把問題拉回到中國來談,會使我們感到更親切。中國古代經典在近代以來遭到質疑、批判、推翻,但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又重新得到肯定、推崇,這更能使我們看清意識形態如何在樹立經典或推翻經典中所起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被孔子稱為“六經”的《詩》《書》《禮》《樂》《易》《春秋》,是包含鞏固西周君主和貴族統治的意識形態的內容的。當時的“詩”,特別是各國的國風,其作用是“興觀群怨”,這其中也含有對統治階級的“怨”,但這種怨常常是“怨而不怒”,所以不但不會傷害貴族的統治,而且起到了“小罵大幫忙”的作用。所以這種歌謠是允許存在的。後來經孔子刪改,留下305篇,成為了經典。但在戰國時期,所謂“禮崩樂壞”,各諸侯國都不再遵守西周時期所定的禮製,《詩》《書》《禮》《樂》《易》《春秋》不受人們的認同,其經典地位除了在孔子所代表的儒家那裏還保留著之外,在其他“家”那裏經典則成為了非經典。例如,道家就反對人為的治理,一切法律、道德、倫理、等級、製度等,都是人為的,所謂“六經”就是人為、人治的代表,是完全沒有用的。他們主張“無為而治”,一切順應自然,所謂“以天合天”,那麼社會也就得到治理了。所以在戰國時期,孔子周遊列國,以“六經”為文本,宣揚他的學說,但沒有人理他,如喪家之犬。總之,在戰國時期,盡管有儒家極力宣揚自己的主張,“六經”在多數人那裏還是沒有成為經典。從西周時期的“六經經典”論到戰國時期的“六經非經典”論,這是一個大變化,這是意識形態變化折射的結果。
到了漢代,出了一個大理論家,這就是董仲舒。他的理論是為漢代的統治服務的。漢代以武力取得天下,但如何來治理呢?最初曾嚐試用黃老的道家思想,但遭遇到許多問題。社會處於無序狀態。這時候董仲舒用陰陽家的思想對儒家的思想進行改造,重新梳理“五經”為經典(因為“樂經”已遺失)。他從這“五經”裏麵抽取出“三綱”和“五常”的觀念,即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確立了社會倫理;提出仁、義、理、智、信這五種不變的德行,確立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道德倫理。“三綱”與“五常”相配合,社會就可得到有序的發展。“三綱”“五常”來自何處,來自“五經”,“五經”就是經典,就是恒久之至道,就是不刊之鴻論。漢代從此宣布“貶黜百家,獨尊儒術”。漢代的意識形態與“五經”就這樣完全結合在一起。此後中國傳統社會延續兩千多年之久,其中起起伏伏,“五經”作為經典延續了很長時間,雖然“五經”作為經典的命運也時有起伏。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宋代是儒家學說的發展時期,儒學發展為理學,“五經”這時被擴展為“十三經”,儒家經典的位置更穩定了。為什麼更穩定了?還是因為當時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的需要。
但是,古老的中國發展到近代,內部的各種矛盾暴露無遺,國家力量積貧積弱,而西方國家在經過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後,發展起現代工業,創造了大量的財富。但西方國愛資源不夠,市場不夠寬廣,急需殖民地。與此同時,現代武器迅猛發展起來,帝國主義國家憑著自己的武力在世界上耀武揚威。貧弱的中國屢遭西方和東方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近代以來,特別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有誌之士反省國家落伍的原因,發現正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及其經典,以其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死死地束縛了人們的思想,於是反傳統的思想不脛而走,在向西方尋求先進的思想的同時,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儒家思想及其經典成為眾矢之的。儒家經典在新思想的視野下,即新的革命的意識形態的作用下,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經典就這樣變為非經典。這是反傳統的啟蒙主義意識形態發出的聲音。
“文化大革命”時期,傳統文化被稱為“四舊”,更處於被橫掃之列。“文化大革命”後期還有“批林批孔”運動,孔子及其所推崇的經典,更是成為革命的對象、打倒的對象。其批判言辭之激烈,批判手法之粗暴,更是前所未有的。這是意識形態囂張的必然結果。20世紀80年代初中期,雖然人們的關注點轉移,但孔子及其經典也還未進入我們的視野,因為那個時代主流的意識形態是清算“文化大革命”,所謂“撥亂反正”,“亂”是“極左”之亂,“正”則是正統馬克思主義之正。孔子及其經典不在“平反”之列。但是隨著時間推移到90年代中期,中國現代經濟發展起來了,商業主義流行,拜金主義和拜物主義抬頭,道德倫理下滑,社會上流行庸俗、低俗風氣,商業主義的意識形態把我們壓迫得喘不過氣來。這時候,人們回過頭來,瞭望古代,我們在發現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的同時,也發現了孔子和他的談話錄《論語》,發現了另一個儒家孟子,發現他們所推崇的“六經”。我們從傳統文化及其經典中看到了儒雅、人文、仁義、真誠、智慧、友情、自然、純樸、節儉這一麵,我們連忙往回走,力圖接近它,這就是90年代興起的國學熱。何為國學?有的學者就認為,“國學”就是以“六經”為中心的一套話語。這明顯是從反商業主義、反物質主義的意識形態所發出的聲音。
看來,“五四”反傳統和90年代的國學熱,看似相反,前者是解構,後者是建構,卻都反映了時代精神的需要,所以,我們的結論是,“經典形塑”與“意識形態”是同時登場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今天以“回歸經典”為旨趣教學改革,就不能不從我們今天時代的需要出發,對經典進行必要的選擇。就以中國古代的文學經典和文學理論經典而言,其中精華與糟粕並存,人文與反人文的成分摻雜,既有真、善、美、人文、自然、超脫、高雅的部分,也有假、醜、惡、低俗、庸俗、封建、腐朽的部分,我們搞教改隻能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能精華糟粕不分而一把抓。我一直認為,現代的思想,如真、善、美、自由、平等、博愛這六大觀念,以及正義、民主、法製、包容等觀念,與古代經典中所蘊含的思想並非絕對對立。情況常常是這樣,現代的思想在古代思想中也可以找到它的種子、幼芽或表達,有時是非常好的表達。例如,“真”,莊子有很好的表達,“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24]。“善”,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普世性的精辟表達。“美”,柳宗元有很精到的表達,“美不自美,因人而彰”[25],比現代的所謂美在客觀、美在主觀、美在主客觀的統一、美在自然性與社會性的統一等說法還要好。我的看法是,隨著時代的變化和需要,我們所選定的標準可以不同,選擇出來的作為古代經典的篇章也可不同,所做出的闡釋也可不同。這樣,我們教學改革中,就可以不斷地對“經典”進行必要的“調整”或者做出新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