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現在“二手轉述”的“概論”“通史”,就沒有意識形態的形塑嗎?實際上,隻要你一動筆,那意識形態就不找自來。我們隻要檢視新中國成立以來所編寫的各種“概論”“通史”,我們就會發現,哪一種“概論”和“通史”不是意識形態的凝結?
四、教學改革要從教材編寫開始
我們從教學中體會到原典教學的急迫性,但是這種注重經典名篇、原著的教學改革要從哪裏開始呢?我們實踐的結果是要從教材編寫開始,因為教材是教學之本。沒有合適的教材,教改無從談起。目前重修教學計劃未被提到日程上來。我們可以從自身的教學,開始這種改革的實驗。例如,在我的理想中,中國古典文學的教學,文學史用二三十個學時講個概貌就夠了,也可以指定一部簡單一點的文學史教材讓學生自己去閱讀,其餘時間都要講經典作品。可以開出諸如“《詩經》研讀”“《楚辭》研讀”“漢賦研讀”“漢樂府研讀”“《史記》研讀”“陶淵明詩歌研讀”“二謝詩歌研讀”“李白詩歌研讀”“杜甫詩歌研讀”“白居易詩歌研讀”“韓愈散文研讀”“柳宗元散文研讀”“李商隱詩歌研讀”“歐陽修散文研讀”“蘇軾詩詞研讀”“柳永詞研讀”“李清照詞研讀”等二三十種課程。重點在閱讀和研究作品上麵,作品的量要大,研讀則要細,也提倡誦讀。這樣本科畢業出來的中文專業的學生,起碼能背幾百首古代詩詞,一二百篇古代散文。胸中有這些詩詞、古文墊底,出口成章,能力自然培養出來了,畢業後走出去從事相關的工作都會得心應手。
幾年前,作為國家級重點學科的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學科和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的老師們,就教材回歸原典達成共識,開始編寫新的“文藝學教材係列”。自從確立“回歸原典”的教學思路之後,我們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在大家的努力下,用大力氣抓教材建設。目前已出版“文藝學教材係列”的教材9部,教師用書1部。這些教材可供本科生基礎課、選修課使用,還有幾本可供碩士研究生使用。
我們是如何通過教材的編寫來引導學生學習經典名篇、原著的呢?我們在《文學理論新編》一書中有兩段話,轉引在這裏,從中可以看到我們教學改革的方向:
以往的文學理論教材往往是觀念先行:編寫理念既定,也就確立了教材的編寫結構框架;然後是分章分節,最終以“六經注我”的方式完成了教材的編寫。本教材的編寫當然不是不要理念,而是在確立編寫理念的同時,更看重那些經過時間檢驗的“經典文本”。因此,在每一章裏,我們首先精選出兩篇(第四章為三篇)古今中外文學理論大家或作家的文章作為其內容之一,然後,通過對文本的詳細注釋和“作者簡介”“背景知識”“文本解讀”三個環節,去釋放“經典文本”的魅力。由於“經典文本”是對某個具體問題的發言,而無法完全涵蓋某個文學理論的大問題,於是每章中又設計了“相關問題概說”,旨在對某一類問題做出補充性的說明、較係統的闡釋。
這樣,本教材每章均由兩部分內容組成:一是經典文本閱讀;二是相關問題概說。如果說前者是“一斑”,後者則是“全豹”,兩者相呼相應,取長補短。於是在編者與作者之間、文本與文本之間、問題與問題之間構成了一種多層次的“對話”關係。
而且如此一來,那種“六經注我”的編寫思路也將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我注六經”式的新思路。我們相信,這樣一種編寫思路可能更合理,更穩妥,也更符合教學規律。因為對於大學中文係一年級的學生來說,與其讓他們一開始就接受一些抽象的、空洞的、有時甚至是教條化了的理論,不如讓他們直接麵對二三十篇經典文章更有價值、更有成效。實際上,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來思考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方案,即是我們的初始動機之一。
我們已經開始使用這些教材。教學是有難度的,教師要講新的內容,學生要讀原著,這都不容易。但我們麵對困難,沒有退縮。師生共同努力,我們願意在教學改革中走出一條新路來。
注釋
[1]李澤厚:《談李煜詞討論中的幾個問題》,《門外集》,長江文藝出版社1957年版,第191~192頁。這篇文章是作者於1956年參與李煜詞論爭的論文,作者所做的解釋,比起當時從李煜詞的“愛國主義”來尋找李煜詞的魅力的文章更有道理。
[2]魯迅:《〈絳洞花主〉小引》,《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頁。
[3]葉丁易教授1955年於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這部《中國現代文學史略》不是新中國第一部現代文學史,早在1951年王瑤教授就出版了《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 1953年又出版了下冊。但葉丁易教授所編寫的“文學史”則最能反映新中國成立後的意識形態的狀況。
[4]蔡元培在《石頭記索引》中說:“《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見《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紅樓夢卷》上,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319頁。
[5]胡適:《紅樓夢考證》(改定稿),《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頁。
[6]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紅樓夢》“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曆,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見《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196頁。
[7]李希凡、藍翎的文章發表於《文史哲》1954年第9期,《文藝報》同年第18期加以轉載。
[8]A.R.姚斯、R.C.霍拉勃:《文學史作為向文學理論的挑戰》,《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頁。
[9]蘇軾:《與子由六首》其五,《蘇軾文集》第六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515頁。
[10]胡適:《與高陽書》,《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頁。
[11]魯迅:《〈絳洞花主〉小引》,《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頁。
[12]蔡元培在《石頭記索引》中說:“《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見《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紅樓夢卷》上,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319頁。
[13]胡適:《紅樓夢考證》(改定稿),《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頁。
[14]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紅樓夢》“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曆,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見《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196頁。
[15]李希凡、藍翎的文章發表於《文史哲》1954年第9期,《文藝報》同年第18期加以轉載。
[16]趙烈文:《能靜居筆記》,《明清小說資料選編》下冊,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600頁。
[17]王蒙:《紅樓啟示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258~259頁。
[18]該文為2011年10月16日筆者在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委員會上的發言。2012年5月做了增補。載於《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原題為《回歸文學經典的“教”與“學”——高校中國語言文學專業教學改革的方向》。
[19]梁啟超:《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梁啟超講讀書》,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頁。
[20]叔本華:《作為意誌和表象的世界》,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8~19頁。
[21]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頁。
[22]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頁。
[23]陳寅恪:《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279~280頁。
[24]《莊子·漁父》。
[25]柳宗元:《馬退山茅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