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教學改革的哲學思考
目前進行的語文教學改革,隨著新課標的陸續頒布,已經取得了進展。但是我認為語文教學改革的有力推進,還有賴於對語文教學改革宏觀的思考和微觀的研究。沒有宏觀的思考,就事論事,我們可能迷失方向;沒有微觀的研究,一味空談,許多改革的措施也無法落實。宏觀的思考與微觀的研究是相輔相成的。本文是對於語文教學改革的哲學思考,屬於宏觀的討論。
一、語文教學存在問題描述
從20世紀80年代初中期,我常帶大學本科四年級學生到中學實習,我聽實習學校老師的課,聽我學生的課,感覺到中學生學習語文的積極性很差,教師的教學水平很低,學生的學習水平也很低。學生們對語文課不感興趣。何以造成如此局麵,我想原因是多方麵的。第一,是教材問題。在教材中真正的“文質兼美”的佳作太少,尤其是新鮮獨特的文學作品太少,過分考慮在名家中排資論輩,所選名篇幾十年沒有多大變化;時文太多,通訊報告啊,社論啊,占了太多的篇幅;再加上講什麼語法,寫作知識,把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活活地壓製下去了。這樣的教材學生讀起來沒有趣味,老師教起來也不起勁兒。第二,是教法的模式化和學法的操練化。教師明明麵對的是一篇不錯的文學作品,教師卻按照當時“教輔”資料的模式,講字、詞、句,講段落大意,講中心思想,講寫作特點,講語法,一篇整體的作品被割的零零碎碎,更遑論如何把沁人心脾的豁人耳目的文學世界(對大量的文學作品而言)呈現在學生的麵前呢?這樣,在課上,老師有氣無力地講,學生無精打采地抄;在課下,學生又要麵對大量的繁瑣的枯燥的無益的練習,學習變成一種操練。第三,是語文學習的效果低下。教師出盡了力,學生也下了功夫,可學習語文變成了沉重的負擔。學生學習主動性、積極性嚴重受挫,其結果是學生的語文素質普遍較差,有的學生更是胸無點墨。第四,歸根結底,是語文教學的指導思想出了偏差。在教材編寫者和教師那裏,語文成為純粹的工具,五六十年代是“政治工具”論, 80年代開始是“語文工具”論。難道語文是一種工具嗎?關於“政治工具”現在多數人以為不對了,就暫且放下不論。單拿“語言工具”論來說,現在堅持這一觀念的還大有人在。在語文教學實踐中占主流的做法也還是“語言工具”論的一套。有一點我一直很困惑,既然人們認為語文就是為了學習語言工具,那麼為什麼又要在教材中選那麼多的文學作品呢?經過我的觀察,原來這些人不過是看重文學作品的語言。但是文學作品的語言是單純的語言嗎?那語言是一種沒有思想感情、沒有藝術韻味的空殼嗎?我們是否可以把作品的語言拿過來而把作品的思想感情、藝術韻味舍掉呢?如果把作品的思想感情和藝術韻味舍掉之後,學生還能不能進入五彩斑斕的藝術世界?如果我們不能把學生領入文學作品的藝術世界,學生還會對語文感興趣嗎?在學生對語文沒有興趣的情況下,又如何去調動學生學習語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呢?回答這些問題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務,我想就暫且打住吧。
1997年社會各界開始了語文教學改革的大討論。討論的結果之一就是教育部總結曆史教訓,借鑒國外經驗,頒布含有新的教育理念的課標,培養學生的“語文素質”的新理念提出來了,超越了“政治工具”論和“語文工具”論。在新課標的指導下,多種新教材也先後推出,人們看到了黎明時分五彩斑斕的霞光,聽到了遠方傳來的令人振奮的號角。語文教學改革大有希望。但是語文教學就沒有問題了嗎?不,問題仍然很多。這就需要新的思考。
二、語文教學改革需要什麼哲學根基
任何學科和專業都需要有自己的哲學根基。沒有哲學根基的學科和專業肯定是不存在的。不論自覺不自覺,語文教學和教材中所反映的上述情況,肯定隱含了某種哲學方法論。今天我們正在進行的語文教學改革也需要哲學方法論的指引。那麼,以前的語文教學的哲學方法論是什麼?今天我們進行語文教學改革又需要什麼哲學根基呢?
根據我個人對哲學的有限的理解,從哲學的文化類型上說,現今世界上有兩種哲學:一種是認識論哲學,一種主要是存在論哲學。什麼是認識論,什麼是存在論,這純粹是哲學問題。我這裏不準備也沒有可能把這兩種哲學講清楚,因為這不是一兩篇論文能夠講清楚的。這裏我隻是用舉例的方式,簡要地讓讀者了解這兩種哲學的不同,以及它們跟語文教學改革的關聯。存在論產生於古代。在西方,從古希臘的哲人赫拉克利特那裏,存在論就開始萌芽,在他那裏是作為哲學本體論提出來的。但它後來衰落了,被新興起的哲學認識論所取代。認識論哲學源於古希臘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傳統。它的理論基礎就是主體與客體的分離與對立。人是認識世界的主體,周圍的世界則是認識的客體,其基本的理論假設是事物有現象與本質、個別與普遍、具體與抽象、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之區分,並認為通過現象可以認識本質,通過個別可以認識普遍,通過具體可以獲得抽象,通過感性認識可以升華為理性認識,二元對立成為認識論的基本特征。認識論哲學的本質是知識論,人可以通過對周圍世界的認識,通過對事實的分析與綜合,通過邏輯判斷、推理、證明和證偽等,獲得一切知識,解決一切問題。認識論折射到文學問題上麵,就是模仿論(複製論、再現論、反映論)流行,通過模仿對象世界獲得對對象世界的認識,典型形象就是通過個別認識一般的典範。所以西方文學理論的經典是模仿論和其後發展出來的典型論,它統治了西方文學發展一千多年。認識論哲學發展的主要成果是西方現代科學技術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從而給人類社會既帶來無盡財富又帶來無窮弊病的現代工業社會。直到以科學技術主義為主要特征的工業的弊端,終於給人類自身帶來災難(如拜物主義、拜金主義、環境汙染、現代戰爭等),人們開始懷疑認識論哲學是不是就是唯一的哲學。於是,所謂的存在論哲學應運而生。陀思妥耶夫斯基、齊果克、尼采、裏爾克、卡夫卡、雅斯培、海德格爾、薩特等作家學者開辟了哲學的存在論的新方向。與認識論不同,存在論主張以人為本,世界唯一的存在是人,而不是物。海德格爾說:“存在的東西叫做人。隻有人才存在。岩石隻是‘有’而不是存在。樹木隻是‘有’而不是存在,馬隻是‘有’而不是存在,上帝隻是‘有’而不是存在……”盡管各派存在論有很大不同,但存在論以人為中心,關切人自身,則是共同之點。存在論抵製現象與本質、個別與一般、具體與抽象等二元對立的思路,認為東方尤其是中國古代文化的“天人合一”“主客消融”“物我兩忘”“物我同一”“物我互贈”“情景交融”等更符合人的生存的要求。在掌握世界的路徑上麵,與認識論隻相信事實、邏輯、判斷、推理、證明、分析、綜合等不同,存在論更相信人的感受、體會、直覺、體驗、感性、想象、領悟、意會等。在文學問題上,存在論摒棄模仿論,而主張顯隱論。模仿論關心的是模仿得真不真,顯隱論關心的是形象背後隱在的蘊含。在言語表達上麵,與認識論的言必盡意的看法不同,存在論相信人的世界博大而深厚,往往是言不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