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化所隱含的哲學也可以說是存在論的故鄉。值得慶幸的是這一傳統始終沒有中斷。古代道家的“道”,就是一個存在論的根本。莊子的“與天地萬物相往來”可以視為存在論的箴言。《莊子·秋水》篇:“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莊子作為主體與魚融為一體,知道鯈魚出遊之樂,主客體在這裏達到了合而為一,這可視為海德格爾神往的“詩意地棲居”,這可以視為存在論所追求的境界。“白雲抱幽石,綠筱媚清漣”(謝靈運),“相看兩不厭,隻有敬亭山”(李白),“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杜甫),“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李商隱),“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蘇軾),“日暮北風吹雨去,數峰清瘦出雲山”(張耒)……這些詩句可視為存在論的詩意範本。毫無疑問,認識論傾向於科學與技術,存在論則更傾向於人文的審美與詩歌。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認識論和存在論對人的世界的提問與回答也是不同的。譬如,人的饑餓問題。認識論的提問是:人為什麼會饑餓?其回答則是從人的生物機體的需要的角度,即從生物學的觀點來加以解釋,在這解釋中會有科學的實驗、事實的說明,還有判斷、推論、分析、綜合、證明等。存在論的提問可能是:人在饑餓時的感覺是怎樣的?其回答就無法通過判斷、推論、分析、綜合、證明等,必須是人親自去體會饑餓,你才能知道饑餓的感覺是什麼樣的,而這感覺對一個從未挨過餓的人來說,連描述都是很困難的。餓,是一個抽象的詞,一個從未挨過餓的人是不會用“餓”這個詞來描述“餓”的。實際上就是挨過餓的人,對於餓的感覺的描述,也是五花八門的。更進一步說,對於同一事物,認識論和存在論的觀點是不同的。認識論關注事物的“在場”方麵,存在論則關注事物的“不在場”方麵。假如麵對大江上刮風下雨,航運工人、科學家與詩人所言說的東西就大不相同。工人會說:風雨太大了,航行受阻,要耽誤時間。科學家說:刮風下雨是氣流運動導致的結果。而詩人杜甫則說:“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工人和科學家都關心“在場”的事物,可杜甫在這首《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中則關心著因為刮風下雨,不能上岸與他的朋友王十二判官相見,以至於在他的眼中覺得在風雨船上的燈不是在搖晃,而是“亂”。燈的搖晃怎麼能說“亂”呢?原來是詩人心裏亂,才覺得“燈亂”,“亂”是杜甫心裏的似有又無的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是“不在場”的。同樣的道理,雨不過是在“下”、在“降”、在“落”,怎麼能說雨是“懸”著的呢?原來雨“懸”也是杜甫內在的感覺和體驗,是隱含在背後的“不在場”的。不難理解,工人的觀點、科學家的觀點都是知識性的,“認識論”的,而杜甫的描寫則是詩意的,“存在論”的。作為讀者,我們要讀懂杜甫詩的意味,如果我們采用認識論的方法去讀,無論你如何判斷、推理、證明,也根本讀不懂他的“燈亂”與“雨懸”。
三、需要認識論,但更需要存在論
語文教學的觀念,無論是“政治工具”論,還是“語言工具”論,在哲學上都屬於認識論或機械認識論的範圍裏。
“政治工具”論不用多說,無非是把課文看作簡單的“政治”載體,課文不過是傳達某種“政治”信息的工具,“政治信息”傳達到了,那麼教學任務也就完成了。這裏所謂的“政治信息”,對於語文教師和學生來說,就是客體。教師和學生則作為被動的主體,主體要認識這個作為“政治信息”的客體,而不管你是否理解或是否同意。所以在語文課中歸納段落大意和主題思想,就成為掌握“政治信息”的基本手段,其方法就是粗糙的或庸俗的認識論。
“語言工具”論在方法上也是認識論的。認識論的主客二分勢必把課文當成認識對象,而不是感受、體驗和領悟的對象。我們麵對一篇優秀的文學作品,當然有一個認識的過程,我們要了解它寫了什麼情和景,寫了什麼人物和故事等。也就是我們必須先讀懂它,獲得課文所傳達的信息。在教學的這一個淺層麵,我們所運用的是認識論。但是我們必須知道,獲得課文的信息,讀懂了,並不是語文教學的終結;我們必須強調說,這僅僅是語文教學的起點。為什麼這樣說?因為一篇優秀的文學作品,不論是詩歌還是散文,也不論是小說還是戲劇,對於讀者而言,重要的不僅僅是它所傳達的信息,而是它所蘊含的情感、意義和韻味等。如果你僅僅關注信息,那麼你就辜負了對作品的閱讀,對你來說,“真理空空如也”(海德格爾)。優秀文學作品的結構是多層的。假定說“意義1”是信息的話,那麼“意義2”“意義3”……就是信息背後的思想、情感和韻味。“意義1”是“在場”的,而“意義2”“意義3”……則是“不在場”的。存在主義大師海德格爾分析過著名畫家凡·高的作品《農鞋》。也許大家都熟悉凡·高畫的《農鞋》:在一個田埂上麵,擺著一雙農鞋,那農鞋是厚重的,鞋麵上到處都有泥土,似乎剛剛穿過。整個畫麵就是一雙普通的農鞋。海德格爾分析說:“從這雙穿舊的農鞋裏邊黑黢黢的沿口,可以窺見勞動步履的艱辛。在這雙農鞋粗陋不堪的、窒息生命的沉重裏,凝結著那遺落在陰風猖獗、廣漠無垠、單調永恒的曠野田壟上的步履的堅韌與滯緩。鞋皮上沾滿了濕潤又肥沃的泥土。夜幕低垂,荒野小徑的孤獨寂寞,在這鞋底下悄然流逝。這雙鞋啊!激蕩著大地沉默的呼喚,炫耀著成熟穀物無言的饋贈,以及冬天田野休耕之寂寥中不加解釋的自我拒絕。這雙鞋啊!它滲透了農人的渴求溫飽,無怨無艾的惆悵,和戰勝困苦時無語的歡快,同時,也隱含了分娩陣痛時的顫抖和死亡威脅下的恐懼。”海德格爾明顯不是注重對“在場”的農鞋線條、形狀、顏色、樣式本身的分析,他所分析出來的這一些意義屬於更加豐富的“不在場”方麵,是通過分析者的感受、體驗、領悟而想象出來的。更為重要的是,在分析家感受、體驗和領悟這一瞬間,他已經設身處地移情於農婦,與農婦融為一體。通過海德格爾的分析,我們所感受到的就不僅僅是那雙農鞋,而是農鞋後麵的意義1、意義2、意義3……這樣的分析,由於不是單純傳達信息,而是通過想象揭示“真理”,這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興趣。其實,中國古代文論分析作品的方法,也不是認識論的,而是存在論的。大家都清楚,唐代文論大家要求揭示詩歌的“韻外之旨”“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揭示詩歌的“鹹酸之味”,也是力求通過“在場”揭示“不在場”。文學性不在“在場”,而在“不在場”,隻有“不在場”,才會引起讀者的閱讀期待,才能使讀者進入作品的藝術世界,去享受那說不完道不盡的詩情畫意。這裏,我想舉一個中國現代詩歌的例子。艾青有一首題為《礁石》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