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的一天，陳獨秀因胃病發作上街買藥，順道到住在提籃橋昆明路上的彭述之家坐坐。彭述之夫人陳碧蘭見陳獨秀來了，忙沏上一杯茶，笑道：
“總書記，請你品嚐昨天一位朋友送來的你們安徽祁門新茶。祁門茶中外有名。”
“好，謝謝彭夫人。”陳獨秀端起茶杯邊喝，邊品嚐，讚道：
“好茶，好清香，不愧是世界名茶。”
“總書記，我再給你品嚐一樣東西，怕比這祁門新茶的味道還好。”彭述之高興地說。
“什麼好東西？拿來我看看。”陳獨秀問道。
彭述之順手從書架上取出幾本小冊子遞給陳獨秀，說道：
“這是難得的好東西。”
陳獨秀一看是油印的托洛茨基寫的《中國革命的階級關係》、《中國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綱》和《我們的話》，像發現新大陸似地驚喜，問道：
“彭述之，這些材料是從哪兒弄來的，我從沒見過。”
“我是從尹寬那兒拿來的。據他說，是剛從歸國留學生王平一手中拿來的。”彭述之答道。
尹寬，安徽桐城人，與陳獨秀是鄰縣老鄉，早年與周恩來、陳獨秀之子延年、喬年等赴法勤工儉學，創建少年共產黨，是五個執行委員之一，後來做過中共山東地委書記兼濟南團委書記、中共中央秘書，江浙區委書記兼宣傳部長，大革命失敗後，分配到廣東和張太雷一起工作，後又任安徽臨委書記，不久回到上海。彭述之所說的王平一，是山東臨淄縣人，1925年進莫斯科東方大學，轉向托派後，1928年東大中國部解散時，畢業回國。回國後，在上海被分配在共青團中央經濟鬥爭部工作，後調做黨的工會工作。同時，他又是黨外的留學托派組織成員，把《我們的話》和油印的托洛茨基論述中國革命的文件，秘密地傳到黨內。由於出國前，他在山東地委書記尹寬手下工作過，所以先給尹寬看。尹寬看了很受感動，帶著一臉的興奮神氣，跑來給彭述之夫婦、汪澤楷、鄭超麟夫婦等人看。鄭超麟看了以後說：
“這些文件雖翻譯得不好，印得也不好，但看了後，比黨中央秘書處精印的文件和瞿秋白精譯的共產國際通告之類，給我們更深刻的印象，仿佛有什麼電光閃過我的頭腦，於是把我們吸引住了。”
陳獨秀從彭述之手中接過這些文件後，迅速地翻閱起來。翻著，看著，他突然驚喜地發現，大革命時期，自己提出的先是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後來又多次要求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原來與遠在莫斯科而素不相識的托洛茨基的主張不謀而合；而正是因為這種主張被共產國際一再否定，才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由此可見，他原來的主張非但沒有錯，而且是真正的“正確路線”。於是，他恍然大悟，極口稱讚：
“托洛茨基同誌所指出過去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是百分之百的正確。”
陳獨秀越看，對托氏的文件興趣越濃，心中似乎升起一盞“明燈”，覺得一下便看清了過去許多問題的是非及其實質所在。然而，他畢竟是沙場上的“老鬥士”，對此還是異乎尋常的謹慎。於是，他對彭述之說：
“述之，托洛茨基是個遠離中國的外國人，對他所說的觀點，我們還是要慎重對待。”他呷了口茶，又說：
“這樣吧，這些材料我帶回去仔細看看。”
“也好，隔日我再把尹寬他們叫來，大家討論討論。”
陳獨秀深深地被托氏的文章打動了，似乎胃病頓時也消失了，像注入了興奮劑，精神為之一振。他回到家中，又認真地細讀起來，不時地用紅筆劃上杠杠或圈兒。托洛茨基說：
“無論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無產階級的黨不能加入別的階級的政黨與別的階級混合組織”；“中國共產黨委員會要求黨從國民黨中退出來，並通過它的左派和這個組織聯合，證明是無比正確的提案”；“中國共產黨必須完全取消在組織上、政治上對國民黨的依賴”；“過去五年中，沒有一個共產黨，受共產國際機會主義領導之害有如中國共產黨那樣酷烈……”。
尹寬、彭述之、汪澤楷、鄭超麟等，看了托氏的文章後，也產生了極大興趣，從事實到文件，從理論又回到他們親身經曆和思考過的實踐，他們很快接受了托洛茨基主義了。於是，他們和陳獨秀常常在彭述之、汪澤楷家進行辯論，在辯論中，陳獨秀還有些家長製的味道，總是堅持自己的意見，提出不同意見，與彭述之等人熱烈辯論；然而，下次辯論時，卻放棄了上次的不同意見。又提出進一步的不同意見；他們進一步說服他，他沒接受，可是再來一次時，他再進一步提出新的不同意見。這樣，一步一步深入，但還有個別問題，如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性質及新政權性質問題，他們沒能說服陳獨秀。陳獨秀認為中國革命仍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在這個辯論過程中，陳獨秀不僅口頭說，有時還寫書麵意見或文章，闡明這些觀點給尹寬他們看，大概有七八篇。
一天，陳獨秀寓所裏突然來了一位陌生的的年青人，令陳獨秀大吃一驚，用警惕的目光，上下打量著這位陌生年青人，懷疑是國民黨的暗探。未等他開口，這位年青人便親切地喊道：
“舅舅！你不認識我了？”
“你是季嚴！”陳獨秀驚喜道。原來，來人便是他大姐的兒子、外甥吳季嚴。
“是的！”外甥吳季嚴答道。
“多年不見。你已長成一個英俊的小夥子，若是在路上相遇，真叫舅舅認不出來了。”陳獨秀拉著外甥的手滿臉喜悅。
“我是剛從莫斯科東方大學回來的。”外甥吳季嚴說。
陳獨秀一聽外甥吳季嚴是從莫斯科回來的，忙叫他說說蘇聯的情況。
“好，我說。中山大學和東方大學同情或參加蘇聯托派的人很多，連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也加入托派秘密學社。我也秘密地參加了托派。”吳季嚴呷了口茶，又說：
“舅舅我給你講一講1927年11月7日紀念十月革命節，紅場上反斯大林遊行的事。”
“好。我從來沒聽說過這件事。”陳獨秀說。
吳季嚴接著介紹說這天紅場上紅旗招展，形如火海，十分壯觀。斯大林等蘇聯最高黨政軍領導人，站在列寧墓上的主席台上，檢閱認伍。中午時分，當中國留學生的隊伍剛踏進紅場入口處時，斯大林等人就向他們招手。同時，在揚聲器裏呼喊支持中國革命的口號：
“中國革命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向中國人民致敬！”
“世界革命萬歲！”……
接著，紅場內成千上萬的人震天動地的高呼：
“嗚啦！”“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