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留學生經過主席台時氣氛熱烈，叫喊聲高昂，使許多在國內飽受磨難的年輕革命者熱淚盈眶。但是，當中山大學的遊行隊伍走到紅場入口處時，隊伍裏的蘇聯托派學生突然從口袋裏掏出布旗揮舞，呼喊反對斯大林、擁護托派的口號，當即引起擁護蘇共領導的其他遊行學生的反對，雙方發生鬥毆。然而，又使斯大林和其他領導人吃驚的是，中國留學生梁幹喬、區芳、陸一淵、史唐、宋逢春等人，也突然打開寫有“執行列寧遺囑，罷免斯大林，擁護托洛茨基”字樣的旗幟，並高呼口號。他們拚命大聲呼喊，比俄國托派分子喊得更響。他們的公開造反完全出人意料，使主席台上的聯共和共產國際領導人感到震驚；當著許多來自世界各地重要來賓和革命人士的麵發生這樣的事，更使斯大林感到難堪並惱羞成怒。
“好！學生有種！”陳獨秀聽了，高興地說。
“可是，這聯共黨史上從未有過的嚴重事件，加劇了聯共黨內反對托派的鬥爭並達到了白熱化程度。11月14日，聯共中央開除了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兩人的黨籍。1928年1月，托洛茨基流放到蘇聯東南邊疆城市阿拉木圖。今年2月，托洛茨基被驅逐到土耳其的伊士坦丁堡。越飛因同情托派而悲憤地開槍自殺，拉開了蘇聯國內殘酷而大規模地肅托運動的序幕，開除了75名托派骨幹分子，托派活動轉入地下。”吳季嚴介紹說。
“中國留學生有沒有受到肅托？”陳獨秀關切地問。
“參加紅場事件的中國留學生可苦了，都被開除黨籍和團籍。少數人如陳琪、聞嶽留校當了一段反麵教員，然後充軍到南俄靠近伊朗邊界的地方服役。後來兩人想乘機逃入伊朗，一人被國境上衛兵當場擊斃，另一個解回投入監獄。多數人於1927年底被遣送回國。”吳秀嚴說。
“斯大林手段太毒辣了！”陳獨秀切齒痛恨地說。
“由於斯大林殘酷地肅托，我們這些中國留學生中的反對派，也沒法再呆下去，於是就回國了。為了安全，回國時，我們都化裝成華僑，我和劉仁靜等繞道歐洲回國；其他多數人乘西伯利亞大鐵道的火車到遠東海參崴，然後持華僑的假護照，坐船到日本統治下的朝鮮仁川，換船直駛上海，如王文元、葉英等。”吳季嚴停了會，又輕聲地對陳獨秀說：“舅舅，我們回國前曾在莫斯科炮校開了一次會。會上決定：回國後必須留在黨內，盡量不暴露自己反對派的麵目，以圖糾正‘六大’路線，必須以中國共產黨的一派自居，不要到黨外去組織新黨；萬一被開除，應該在已有的托派組織中工作，不應另立門戶。”
吳季嚴講他在莫斯科的見聞有聲有色，陳獨秀聽得津津有味，耳目為之一新，從而加快了他向托派的轉變。他與周圍的彭述之、尹寬、鄭超麟等一批人，便自然而然地融為一體。這樣，“托陳取消派”應運而生了，接著，他們就在黨內進行分裂活動，誤入了歧途。然而，托派卻吹噓說：
“其劃時代意義，當不在創立中共之下，……是他的政治生活還在向上的象征。”
陳獨秀是個義無反顧的人。然而，當他一旦走入歧途之後，他那剛強的個性一變而為剛愎自用，是很難回頭的。1929年8月5日這天，陳獨秀正式向黨宣戰了！以個人名義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長信，貢獻“一年以來慎重考察的結論”，並要求在黨報上發表，“以便公諸全黨”。他在這封長信中，以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全麵係統地闡述了對於中國革命的觀點，猛烈抨擊中共“八·七”、“六大”以來的路線仍是“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官僚集權製”等等，妄圖挑起全黨性的大爭論，以托派路線代替“六大”路線。這封長信，可以說是陳獨秀及托陳派向黨論戰的宣言書。
有言必有行，陳獨秀誓做反對派，開始了分裂黨的小組織活動。
1929年9月的一天，在尹寬法租界一幢兩層樓寓所裏，托陳派代表陳獨秀、尹寬和《我們的話派》代表史唐、宋逢春舉行談判。劉仁靜把史唐和宋逢春領來尹寬家後，便列席會談。這天，陳獨秀身穿一件墨綠色嗶嘰長衫，前額已經光禿，兩邊尚有黑發，兩隻小眼有神，麵色黝黑，手夾一支雪茄煙，一副教授學者的派頭，與會者仍客氣地稱呼他“總書記”。
史唐，浙江諸暨人，大革命時是上海中共中央的機要秘書。宋逢春，河北景縣人，出國前在李大釗領導的中共北方區委做機關報《政治生活》的發行人。他們因參加紅場上的反斯大林遊行而被蘇聯政府遣送回國。他們回國時，中共黨內正處於大革命及各地武裝起事失敗後的混亂狀態。因此，他們仍繼續混在黨內，並被中央委派工作。他們與被遣送回國的一批留學生，暗地裏相互聯絡，於1928年12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托派小組織，自稱為“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派”，選舉了中央機構——“全國總幹事會”，史唐任幹事長，宋逢春等負責華北地區。他們還在香港、蘇州、廣州、北京和哈爾濱等地建立了支部。這次談判是由劉仁靜直接聯絡而舉行的。在此之前，托陳派們不打算成立托派組織，想爭取加入歸國留學生的托派組織——“我們的話派”的總幹，實行聯合。八月份談判聯合時，“總幹”內部發生了分裂。梁幹喬以領袖自居，他認為中國托派隻有他和劉仁靜受過托洛茨基的接見，而他在蘇聯加入托派時見到過托洛茨基，比劉還早。所以，他和張師等，以水泊梁山白衣秀士王倫的眼光看待他們，不但不歡迎，“而且很厭惡”，認為這是“沒有出路的老機會主義向我們托派投機了”，同時又害怕陳獨秀等加入進來，會危及他們的地位，是“陰謀”、“企圖消滅反對派”，因而主張不予理睬。區芳、史唐、張特等則要求托陳派在承認他們“正統”地位的前提下，“分別而非集體地經過審查，加入它的組”。而托陳取消派則要求全體成員加入托派，同時，彭述之、尹寬則認為他們“都很年輕，沒有政治經驗；不能領導我們這些參加大革命的老幹部，隻能受我們領導”。這樣，八月份談判沒有結果。
恰在這時，劉仁靜回到國內，並向中央代表惲代英公開表明托派觀點，然後就脫離組織，自由活動去了。他回國途中，曾繞道土耳其拜見托洛茨基，除了梁幹喬外，他是中國托派中受過托洛茨基接見的第二個人。托洛茨基親自起草了中國托派“政綱”——《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派（反對派）》，由劉仁靜帶回中國。托氏還給劉起了“列爾士”假名，委他充當托氏與中國托派之間的“通訊員”。他與陳獨秀關係又很密切，是中共“一大”代表，一度又是團中央負責人，倆人還一起參加共產國際等四次代表大會。他回國後，向陳獨秀介紹了拜見托洛茨基的情況和托氏起草的中國托派政綱內容。陳獨秀見劉仁靜回來很是高興，並請他調解“陳獨秀派”與“我們的話派”的關係，陳還委托他向“總幹”表示：他將公開承認大革命時期執行共產國際路線的錯誤，接受托派的理論和策略；提議雙方共同組織“聯合委員會”。所以，劉仁靜出麵調解為雙方在尹寬家裏舉行了這次會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