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陳獨秀雖離開中央領導崗位，但仍享受中央生活補貼。所以，人到齊後，他氣量大度，表示談判誠意，從長衫裏掏出幾塊錢來，從飯店裏叫來幾盤菜相聚一餐。大家邊吃邊談，氣氛平和。相互寒暄了一陣之後，借口聽不懂南方話，拒絕黨中央分配到湖南進行農村武裝鬥爭，在上海進行托派活動的宋逢春，操著一口河北口音，向陳獨秀問道：
“總書記，大革命失敗時，我們正在蘇聯，那時的情況究竟怎樣？失敗的原因又是什麼？”
陳獨秀聽了，搖搖頭說：
“唉，老毛子懂什麼，懂什麼！”
劉仁靜向陳獨秀介紹了從蘇聯莫斯科回來的青年托派生活情況。他說：
“大多數人回國後，生活無著落，艱苦不堪。隻得睡水泥地，穿單衣，一日不飽食，像野狗一樣到處掙飯吃，抽香煙屁股，還要受到各種欺淩和意想不到的打擊。如區芳找了一個賣小報的差使，結果被地段報霸打了一頓。”劉仁靜放下手中筷，又說道：
“即使這樣艱苦，他們還是堅持幹‘革命’，精神可嘉。”
陳獨秀聽了無限感慨地說：
“他們這幫青年人與我們黨內老幹部比，了不起！老幹部們拿著組織上發的津貼，夏有綢，冬有皮，出門坐車，崇尚空談，常常通宵打麻將，養尊處優。相比之下，這些年輕人很有革命朝氣，能吃苦。所以，我們打算加入他們的組織實行兩派聯合。今天，請仁靜出麵調解，希望雙方談判能達成共識。”
“總書記德高望重，大家又有共同的目標和共同的托氏理論和策略，在當前中國革命形勢下，我以為雙方共同組織聯合委員會為好。雙方各位意見如何？”劉仁靜說。
陳獨秀當即表示：
“我同意仁靜的意見，請‘總幹’提供材料，主要是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的文章和文件，托陳取消派全體成員加入托派組織。”
經過雙方討論，史唐和宋逢春表示接受這兩條要求，但他們又說：
“這僅是我們個人意見。還需‘總幹’研究決定後，作出正式答複。”
“這次談判很有成果，希望‘總幹’能早日作出決定。”劉仁靜說。
這次談判陳獨秀顯得有些高興，不像上次那樣，進退兩難，這次總算有了初步結果。
談判結束後，史唐和宋逢春向“總幹”作了彙報，雙方達成的議案不僅被“總幹”拒絕，宋逢春因在與陳、尹談判時就表示同意吸收陳獨秀派及兩派聯合的意見，被“總幹”說成“投降主義”，結果被“總幹”開除。
九月，“我們的話派”在上海惠中旅館召開二次代表大會。在史唐、區芳的主持下，討論通過了吸收陳獨秀派的三個條件：
一、公開宣布斯大林的領導是機會主義；
二、公開與真誠地批判自己過去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承認反對派政綱的正確；
三、公開解散自己的獨立小組。
陳獨秀見了這三個條件，既十分惱火，又托列席“總幹”會議的劉仁靜提議：陳獨秀派以個人名義分別加入組織。劉仁靜以“老托代表”自居，根本看不起“孩子們胡搞”的“我們的話派”，於是他提出召集“二代會”的代表舉行“臨時代表大會”，修改“二代會”政治決議案，改組“總幹”，以吸收陳獨秀、彭述之加入領導，並強烈地對“總幹”說：
“我們的統一運動，隻可以說是全為獨秀個人，其餘諸子，碌碌不足道也。”
但他們提議，仍遭強硬的“總幹”拒絕，仍堅持他們的三個條件。
“總幹”成員梁幹喬等認為陳獨秀等是“舊機會主義者”，要求加入反對派是“陰謀”，並說：
“三個條件是區芳、史唐受了陳獨秀的收買。”於是夥同張師與區芳、史唐決裂，弄得劉仁靜下不了台。
陳獨秀所作的最後努力，遭“總幹”拒絕後，憤怒地向劉仁靜拒絕了“總幹”的“三個條件”，並且氣憤地說：
“‘我們的話派’組織內部不準自由討論，我們加入無益有損！”又輕蔑地說：
“乳臭未幹，猴兒崽子，……想學斯大林，未必過早了。”
於是，陳獨秀來了個“破釜沉舟”，一不做二不休，決心與彭述之、尹寬等人，自行組織獨立的托派小組織，取名“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選舉產生了“常務委員會”，陳獨秀自任總書記，彭述之、馬玉夫、羅世凡為常委。通過了尹寬起草的決議，譴責“我們的話派”的門羅主義。還請劉仁靜起草綱領，即後來由陳獨秀修改定稿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
這樣，1929年9月，以陳獨秀為核心的中國托派第二個小組織成立了。接著，他們從宣傳和組織兩方麵加緊了在黨內的分裂活動。
在陳獨秀的指揮下，他們分頭活動，在黨內爭取同情者，拿托洛茨基的文章給他們看，宣傳托派主張，與中共中央的路線唱“對台戲”，不放棄任何一個關係，拉攏共產黨員轉向托派，擴大組織。這方麵突出的要算是馬玉夫了。他是湖北襄陽人，曾參加赴法勤工儉學，加入“少年共產黨”後轉莫斯科東方大學，1925年回國，在上海做工人運動。大革命失敗後，任江蘇省委委員，負責工人運動，認識許多工人同誌和工人支部負責人。此時他雖已退出省委，黨內關係仍舊存在。他很快將《時事新報》社工人支部和一個綢廠支部爭取過來；又爭取了許多工人同誌，還爭取了外地駐上海長期工作的幾個幹部。
彭述之和汪澤楷也拉過來幾個外地來上海的黨團員，甚至通過馬任之把滬濱書店爭取過來，為他們服務。馬任之原名馬軾材，湖南寶慶人，彭述之小同鄉，大革命中加入共產黨，“四·一二”慘案後到武漢，“七·一五”分共時被捕。1928年出獄後到上海，受黨委托辦了瀘濱書店，楊獻珍當編輯。彭述之利用小同鄉關係，首先把馬任之拉進托派，運動楊獻珍時遭到了拒絕，不久，楊獻珍去北方工作，這個書店即成為托派的一個支部。
此外，其他托陳派成員也都利用各自關係，千方百計爭取人。陳獨秀等人的托派活動與挑戰，立即在中共黨內引起混亂，“引起中共幹部內一次軒然大波”。到1929年11月陳獨秀被開除出黨時，受其影響而加入托派的黨員達到五、六十人，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上簽名的有81人，但其中三分之一是為壯大聲勢而虛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