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紙是包不住火的”。陳獨秀、彭述之等秘密組織中國托派第二個小組織，中央很快有了覺察，采取措施，及時解散了被他們拉過去的《時事新報》黨支部，開除了支部書記屠仰之。同時對陳獨秀等人這種非組織的派別活動提出了警告。其實，早在1929年6月從，陳獨秀等人與托派接觸初期，黨的六屆二中全會就指出托派活動侵入黨的嚴重性，要求全黨提高警惕：“黨必須站在正確的路線上，堅決地鬥爭，以克服目前黨內正在發展的這一特別危險的傾向。”
8月13日，中央專門發出第四十四號通告《關於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指出中央發現反對派“在黨內與黨外有他的秘密組織，有他的秘密出版刊物……反對現時黨的正確路線，企圖掩蓋過去的機會主義錯誤。”號召各級黨部及全黨同誌“嚴重注意”，“開會討論，並須有決議回答”，“絕不容許”反對派破壞黨的統一；對反對派的宣傳和小組織秘密活動，除給以嚴重駁斥外，並須“將其活動的領袖毫不留戀地開除出去”。
陳獨秀在“八·五”信中，向黨要求民主自由，由於黨不接受他的錯誤主張和在黨報上公布他的信件，他就竭力攻擊黨內沒有民主，“官僚集權製”。為此，8月28日，共產國際代表和黨中央代表約陳獨秀談話，嚴肅地批評他不應發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見，同時提出“中央政治路線沒有原則上的錯誤，加之時局緊張中央不能在黨報上公布他8月5日的信件。”，陳獨秀聽了十分惱火，指責道：
“這是用專橫來排斥錯誤！……真如反對派所指責國際領導機關在政治上組織上官僚化之一證。”於是他宣布：
“我不應再為尋常組織紀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誌們傳觀我的信稿！”這樣，他進一步將小組織活動升級，進而樹立旗幟，成立托派組織。
在陳獨秀與中央鬧分裂劍拔弩張之際，也有人出來做勸解工作，但對性格倔強、固執的陳獨秀無一點作用。
1929年9月的一天，陳獨秀特托高語罕送三本托洛茨基言論集給同鄉好友朱蘊山，並望朱加入托派。他原以為朱蘊山一定會聽他的話參加托派。因他二人同鄉加革命友情，關係一直很深。從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建立共產黨到國共合作時期，朱蘊山一直受陳獨秀的指導。可是，當高語罕說明受陳所托之意後，朱蘊山很是不高興，當即表示：
“我不參加那個什麼托派。請你把書還給仲甫。”然後，他又再三囑咐高語罕轉告陳獨秀：
“語罕，請你轉告仲甫，不要搞托派這個名堂，他是中國共產黨的‘開山書記’，宜慎重；蘇聯和國際的事，我們弄不清，冒然卷入是非漩渦，很難拔出。”
高語罕臨別時，朱蘊山又一再叮囑道：
“語罕，請你務必轉告我對仲甫的吃驚望，慎重、慎重、再慎重。”
高語罕向陳獨秀轉告了朱蘊山的所勸，陳獨秀很是不高興，對高語罕說：
“朱蘊山竟然也教訓起我來了。”
從此，二人之間從不談政治，隻有私交了。
此外，時任中央組織部長兼軍委主任的周恩來，“從教育上做功夫”，為挽救陳獨秀等人的墮落，做了大量工作，但都沒有絲毫的效果。
陳獨秀不聽勸，一意孤行，背離黨越來越遠，在托派的泥坑裏越陷越深，大有不可自拔之勢。然而，黨還是努力挽救他們，希望他們快懸崖勒馬，回頭是岸。10月6日，中央再次致函陳獨秀，向他發出書麵警告：
“在黨的組織原則上不容許有兩個路線同時存在，尤其不允許有少數同誌與黨對立，破壞黨的組織係統。……你以及和你意見相同的人，在上海黨的下層組織中有超越組織的活動；……必須站在黨的利益上停止這種活動。……中央決定你在黨的政治路線之下，在中央擔任編輯工作，限你在一周內做篇反對反對派的文章。”同時決定將他編入中央直屬支部參加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