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彭這封10月26日信，充分表明他們與黨的關係已發展到政治上、組織上的全麵對抗，矛盾已不可調和了。但此時，陳獨秀手中還玩著“一張王牌”——他是共產黨的鼻祖，開除他怕不那麼容易。
但是恰在陳、彭10月26日聯名致信中央的當天，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
“在一切鬥爭生活中，首先要反對取消主義陳獨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們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反革命的聯盟向黨進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肅清自己隊伍裏暗藏的陳獨秀托洛茨基派。”
共產國際的指示，猶如對陳獨秀政治上、組織上的“判決書”——開除他出黨已成了定局。
鑒於此，11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終於通過《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準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決議案》，並提出：
“陳獨秀、彭述之等已決心離開革命，離開無產階級，客觀上已經開始轉變他們的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麵去了。”
中央考慮有人要替陳獨秀講話，在決議中強調擁護決議及鐵的紀律一條。然而，黨內還是有人表示異議和反對。鄭超麟在黨支部會議上抗議開除陳獨秀出黨。最為典型的是1920年中共籌備初期擔任共產國際代表維金斯基翻譯的楊明齋，他因不滿蘇聯當局對托洛茨基派的指責，1928年辭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的職務，回國在平津地區工作，公開的職業是中學教員。當他聽說陳獨秀與黨中央鬧矛盾時，曾表示要到上海來進行“調解”，為黨組織所阻止。但他認為共產黨同誌是一家人，意見不同不能分家，以減弱自身的力量，給敵人可乘之機，尤其不能隨便開除像陳獨秀這樣的共產黨創始人。他的意見，被中央斥為“調和主義”。待中央開除陳獨秀以後，他便辭去中學教員，隻身偷越國境，進入西伯利亞，想到莫斯科找共產國際，為陳獨秀說情。他以為共產國際經驗學識豐富，許多人也認識陳獨秀，不會采取極端的態度。他到伯力後，人被留住，報告遞到了共產國際。
這時，共產國際執委會也接到了中共中央的報告，立即作出答複，1930年2月8日，經中共中央轉給陳獨秀一封電報，說：
“決定予你以機會來參加本政治局審查中國共產黨開除你的黨籍決定的會議，如果你對此提議置之不理，……這一問題將提到共產國際主席團的會議日程中去討論。”這是共產國際給陳獨秀的特殊待遇，也是最後一個機會。
然而，陳獨秀對此並不抱任何幻想。2月17日，陳獨秀複函共產國際，他在全麵猛烈抨擊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路線後，宣稱：
“關於這些根本問題，我和你們實有不可調和的不同意見。……這些根本問題決不是調我個人到莫斯科便可解決的，而且這是官僚的辦法。”
這樣，陳獨秀拒絕一次又一次的機會，最終無可挽回地被開除了。
陳獨秀被開除黨籍，這是他所沒想到的結局。他精神恍惚，坐臥不安，閉門謝客，足不出戶，差不多一個月時間沒回過神來，但又苦苦構思他12月10日發表的《告全黨同誌書》。他不僅沒有悔改反思，反而逐條對中央開除他的理由辯解，否定中央對他的處理；同時攻擊中央“至今還沒有一點政治自覺，而且日益倒行逆施”，“無可救藥了”；煽動全黨起來“毫不隱諱的、不可調和的、不中途妥協的和國際的及中共中央的機會主義而奮鬥到底。”
陳獨秀創建中國共產黨功不可沒，其名永垂青史。然而，他分裂黨而被黨開除，取消革命而被革命取消，離開人民而被人民拋棄，這正是陳獨秀的曆史悲劇——“開山書記”卻被他親自創建的黨開除，這在世界政黨史上也是罕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