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的擔心並非多餘。1927年4月11日，二十六軍的一個軍官到商務印書館來找周恩來。這裏是上海工人糾察隊總部所在地。門口的警衛看了他的證件以後，就把他帶到周恩來辦公室。這個軍官掏出一封信遞給周恩來，畢恭畢敬地說：“我是二十六軍第二師師部的副官。我們師長怕部隊和工人糾察隊發生誤會，特請周先生到師部一晤。”周恩來看完信笑著說：“原是斯烈師長請我去。我記得他的弟弟叫斯勵，是黃埔軍校畢業的，是我的學生嘛。好吧，你先到樓下等等，我收拾一下就下來。”副官下樓去了，總部的一個工作人員叫趙澄鏡的勸阻道：“周總指揮，現在二十六軍處處向我們工人糾察隊挑釁鬧事，這時候他請你去會談，恐怕沒安好心，你還是不去的好。”周恩來神色嚴肅地說：“你說的不錯。不過斯烈和我既然有他弟弟這層關係，我們還是去和他談談。如果能談出個結果，那也是個好事嘛。”說完就下了樓，和副官坐車到了寶山路第二師師部。斯烈迎出來，把周恩來一行讓到客廳，一連聲地吩咐勤務兵泡茶遞煙，極為誠懇地說：“舍弟常有信來，每每提到周先生對他的教導。我對周先生的人品學問真是敬佩得很，故不揣冒昧，特請周先生來，以便移樽請教。”周恩來說：“建立黃埔軍校，培養革命人才。是總理三大政策的結果。我們作為一個革命軍人，應該遵從總理遺囑，順應曆史的潮流，萬不可逆曆史潮流而動，做對不起總理的事情。”斯烈點點頭說：“周先生所見極是，這也是鄙人的想法。”
兩人正說著，忽然商務印書館方向響起了一串急促的槍聲，周恩來“霍”地站起來問：“斯師長，這是怎麼回事？”斯烈搖搖手說：“周先生，不要緊張。現在上海這麼亂，哪一天沒有幾聲槍響。”周恩來一想也對。正遲疑間，一個軍官跑來報告：“報告師長，一批流氓和工人糾察隊械鬥，我們已奉令把雙方都繳了械。”周恩來一聽，立刻變了臉，指著斯烈的鼻子罵道：“好你個斯烈，背信棄義，言而無信，不如豬狗。”說著就向外走，斯烈也沒有阻攔。誰知周恩來還未走出客廳，一批武裝士兵衝進來，擋住了他的路，斯烈乘機溜掉。周恩來見自己被騙，氣得把屋子裏的花瓶什物砸了一地。正在怒不可遏之時，斯烈和二十六軍黨代表趙舒，工人糾察隊總部的黃澄鏡進來了。斯烈連聲說：“周先生，誤會，誤會，現在您可以走了。”周恩來怒斥道：“你還自稱是總理的信徒呢。什麼信徒？是總理的叛徒！你們這樣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斯烈說：“周先生別誤會，鄙人隻不過是奉令行事。”周恩來沒有理他，同黃澄鏡急步走出這虎狼窩，坐上汽車來到北四川路的羅亦農辦公室。在汽車上他才知道，羅亦農知道他被扣後，讓黃澄鏡找二十六軍黨代表趙舒，由趙舒說服了斯烈放了他。周恩來聽了後悔地說：“這是個教訓。我們青年人革命熱情很高，但把天下大事看得那麼容易，頭腦發昏，結果被敵人騙了。我們不能就這樣完了，要動員群眾，向斯烈施加社會壓力，釋放被捕工友，發還糾察隊槍支。”
當晚，周恩來和趙世炎、羅亦農研究局勢。工人們這時已自動集合起來。到第二天，也就是4月12日上午時，閘北青雲路廣場已聚集了十萬工人，浩浩蕩蕩地向寶山路二十六軍二師師部進發請願。鑒於昨天的教訓，周恩來擔心遊行群眾恐遭不測，但為了維護黨的威信，他毅然參加了遊行。工人們見總指揮來了，非常高興，意氣風發地向寶山路前進。隊伍還未走到二師師部便在寶山路三德裏被二十六軍的士兵攔住了。工人們剛想派出代表和軍隊交涉，軍隊突然用機關槍向遊行的人群猛掃。寶山路本來狹窄，一下子擠滿了10萬人，躲都沒有辦法躲，當場被打死打傷近千人。此日又適逢大雨，雨水和血水混和在一起，寶山路流淌著血的河流。
麵對蔣介石暫盡殺絕的殘暴政策，是就地求饒，引頸就戮，還是挺起身來，實行武裝反抗？
4月16日，由周恩來、李立三、陳延年、趙世炎、羅亦農等人組成的中共中央特委，在上海法租界秘密開會，商討對蔣介石的新策略。
周恩來首先指出中共的錯誤和對付蔣介石的根本辦法：“我們必須致電武漢黨中央，指明：政治上，如繼續上海暴動後的右傾錯誤，是非常危險的。‘四·一二’中可以看出，蔣介石不過是對我們表麵緩和，實際是準備整個的打擊。但事前武漢與國際都太緩和，沒有好好進行反蔣宣傳，汪、陳國共宣言不僅毫無積極意義，而且在民眾中造成不好的影響，致使此次大受其害。軍事上，武漢方麵對蔣介石沒有積極對付的方案，害怕蔣介石的軍事力量，而一味主張北伐，自己完全站到軟弱地位上。目前應先解決蔣介石，然後才可以北伐。”
趙世炎語調沉重地點明目前局勢的嚴重性：“目前實為中國整個革命與黨的最嚴重的時期，如果策略稍有差錯，關係非常重大。中山艦事件的右傾錯誤，不過是政權黨權的爭鬥，現在的形勢比中山艦事件還要嚴重。我們再不能有第二個右傾的錯誤。”
剛從武漢抵達上海的李立三通報了中央的情況。武漢對蔣介石的問題，不但軍事上猶豫，政治上也發生動搖。中央認為奉方進攻甚烈，如果蔣介石尚不十分反動，還可姑予敷衍，先行北伐。
羅亦農彙報了4月15日上海區委緊急會議的情況：“區委一致同意恩來對蔣介石的分析。在昨天會議上恩來指出：蔣介石，在寧、滬等地的統治地位並未穩固，死心塌地為他打仗的僅三萬人，其他部隊如薛兵師、嚴重師都不願跟蔣介石鎮壓人民。如果武漢抓住這一時機發來精兵五萬，估計一個月左右即可削平蔣介石。”
陳延年指出：“討蔣介石的時機，稍縱即逝。應乘資產階級政權未穩固前打他，才能有勝利的希望。如果再延緩，資產階級政權已穩固，打起來就十分困難了。”
周恩來最後強調必須從根本上解決中央的錯誤：“中央政策動搖，指導無方，對於前次廣東與這次上海都是如此。對中央的錯誤，應有根本的解決辦法。中央隻有完全承認上海與廣東兩次錯誤，才能指導全國。”
會後，周恩來親筆起草給中共中央的意見書，建議武漢“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周恩來列舉了蔣介石的種種反革命行徑。分析了東征討蔣的必要性，指出如果不迅速討蔣，“則蔣之東南政權將益固，與帝國主義關係將益深”。因此“不宜再緩和妥協。上海於暴動後，已曾鑄此大錯。再不前進，則彼進我退，我方亦將為所動搖，政權領導盡將歸之右派，是不僅使左派灰心，整個革命根本必敗無疑。”周恩來還解釋了討蔣取勝的可能性：國民革命軍主力軍隊有12個軍。9個軍表示服從武漢，隻有3個軍受南京指揮。蔣介石“能直接使用之軍僅5個師。”且其中3個師已死傷過半，“在南京者僅為三師、十四師，如何能抗東下之兵？”周恩來最後講明：“東南軍事工作必須有計劃、有名義、有負責人、有密函，方能使左派軍官要人中央政府也。如何，望與左派同誌切實商複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