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托付後事、平穩過渡的角度來說，離得近的四阿哥胤禛就是最好的選擇。所以當康熙病情惡化後，他第一時間就把在南郊主持祭祀的胤禛叫到身邊來，這很明顯是想傳位了。
如果這麼說，那雍正就是合法繼位啊，那為什麼他對於事發當天的描述錯漏百出，針對他繼位的謠言又傳得到處都是呢？
別急，因為雍正的繼位是合情不合理、合法不合規。
雍正符合康熙臨終前穩定政局的需要，這是合情。但正是因為康熙去世得太突然，讓之前一直被人看好的十四阿哥瞬間靠邊站了，這在有心人看來就是不合理。
雍正繼位的確體現了康熙的真實意願，但是這種意願的表達在程序上是有問題的，屬於合法但不合規。
簡單來說就是：有瑕疵啊。
而最大的瑕疵就是遺詔的宣布者隆科多。你一個步軍統領，既不算皇室宗親，也不是內閣大學士，憑什麼讓你來傳達皇帝臨終的遺言啊？
結合雍正登基初期對隆科多的頂配封賞和格外親熱，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隆科多和雍正內外勾結篡改了康熙遺言。
這個結論在邏輯上很自洽。但一份來自朝鮮的史料或許能為我們提供一個全新的思路。
18世紀，李氏朝鮮著名學者樸趾源寫了這麼一個很有意思的事：康熙臨死前，漢人大學士王掞和同僚一起記錄皇帝的遺言，錯把“禛”字寫成了“禎”字，“第四”寫成了“十四”，因此而獲罪。
《李朝實錄》則記載康熙病重時召滿洲大學士馬齊留下遺言，說：第四子雍親王胤禛最賢，我死後立為嗣君。
在古代的政治傳統中，皇帝交代遺言肯定是找一幫人做見證，而且一般來說能在場聽老皇帝遺言的人，也是留給新皇帝輔政的重臣。
《永憲錄》記載，康熙死後第二天，根據皇帝臨終的遺言，內侍衛大臣三等公馬爾賽、提督九門巡捕三營統領隆科多和武英殿大學士馬齊就獲得了輔政大臣的身份。
綜合以上資料我們可以推測，康熙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找了四個他最信任的臣子來交代後事。
內侍衛大臣馬爾賽負責皇帝的貼身保衛工作多年；隆科多是康熙第三任皇後的弟弟，算是皇帝的小舅子，一直以來掌控京城周邊的武裝力量；滿洲大學士馬齊忠心不二，能力突出，是滿族官員中的大佬；漢人大學士王掞雖然總惹康熙生氣，但為人清高，不受拉攏，在漢人官員中很有威望。
以上四人共同的特點就是都沒怎麼摻和到皇子們的“九龍奪嫡”中，既忠心又有能力，而且兼顧了權力平衡和民族差異，這才是皇帝交代遺言的正常組合。
康熙晚年已有患中風和腦梗的跡象，所以一次重感冒就引發了嚴重的並發症，很快就陷入彌留的階段。在回光返照的時刻，康熙應該是先用滿語說一遍遺詔，然後再用漢語說一遍。
當然這個遺詔隻是簡單的關鍵詞草稿，類似於寫作大綱，具體的遣詞造句什麼的那都是次要的事。滿語版本的遺詔由馬齊負責記錄，漢文版本的遺詔自然是王掞來撰寫。馬爾賽和隆科多更多的是在旁邊做個見證。
此時皇帝的生命力已經幾乎枯竭，中風和腦梗的病症也嚴重限製了他的表達能力，音量和發音自然不會像正常人說話那麼清晰到位。再加上如此緊張的重要時刻，聽不清、聽不準也是完全可能發生的事情。
滿語不同單詞之間發音差異較大，不容易聽錯。但在記錄漢文版遺詔時，皇帝嘴裏說的到底是“胤禎”還是“胤禛”，是“第四”還是“十四”，時年七十七歲的王掞老爺子不小心給聽岔了。這才有了樸趾源說的“誤認”一事。
於是，皇帝死了，臨死前留下了滿漢雙版本的傳位遺詔，但尷尬的是兩個版本的遺詔上寫的不是同一個名字。
你說，還有比這更讓人抓狂的事嗎？
這時候再把皇帝搶救回來問一嘴已經不可能了，這兩份遺詔到底以哪個為準，誰又來確定以哪份為準呢？
這時隆科多就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他作為皇帝的小舅子，屬於關係最近的親戚。而且整個暢春園都在他這個步軍統領的控製下，此刻手裏有兵有槍的他說話自然就是最好使的。
更重要的，隆科多其實是四阿哥胤禛的人。胤禛為了不引起老爹康熙的猜忌，找幫手從來都是寧缺毋濫。他的團隊人數雖少，但個個都能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
比如控製京城武裝的隆科多和駐紮西北的年羹堯，這兩位一內一外，為雍正皇帝的順利繼位立下了汗馬功勞。
想要抹去兩份遺詔的版本衝突，唯有淡化四人共同接受遺詔的事實。最終的解決方案就是由隆科多一人出麵，口頭宣布皇帝的遺言——先把皇位歸屬確定下來，具體的程序問題等事後再搞定吧。
如果這個推測是真的，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雍正在即位當天死活也拿不出書麵遺詔，三天後也隻能拿出滿文版遺詔。因為那個漢文版，是真的不能往外拿啊，不然就更說不清了。
這之後馬爾賽、馬齊、隆科多都加官晉爵，而那位寫錯名字的王掞老同誌，嗯，雍正也不能公開收拾他，但穿個小鞋、擠對一下什麼的肯定是少不了。王掞八十四歲去世時，朝廷連個像樣的葬禮待遇都不給他，還是後來乾隆帝上台後為他補辦的。
因為雍正是真恨啊，朕明明正兒八經的繼承皇位，就因為你“誤認”了別人的名字，害得朕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隻能不斷地找補掩飾，用一個謊言去掩蓋另一個假話，結果越說越多，越多越錯，都快把真的說成假的了!
所以我們也就可以理解雍正帝對“曾靜案”的奇特處理了。
對他而言殺了曾靜不重要，把心裏的苦悶往外倒一倒才是最重要的。他就像是一個委屈巴巴的孩子，瘋狂地為自己正名辟謠。
但是偏執的雍正爺還是不太了解人性啊，因為他的辟謠行為完全起到了反作用。
在“曾靜案”前，針對他繼位的段子可能流傳得還沒有那麼廣泛。但他偏偏弄出一個《大義覺迷錄》並全國推廣，這下好了，普通老百姓對雍正義正詞嚴、引經據典的辟謠聲明毫無興趣，但一說到什麼皇室陰謀啊，同室操戈啊，矯詔篡位啊，那可真是愛聽得不得了。結果一番宣講下來，人們沒記住辟謠聲明，反而不斷在傳播謠言本身，畢竟聊這個多刺激、多帶勁啊。
自從《大義覺迷錄》問世之後，有關雍正的謠言不但沒有止息，反而越傳越廣泛，越傳越離譜，都達到了小說評書裏“呂四娘入宮刺殺雍正，半夜割走皇帝狗頭”的程度。
黑子越多，雍正的戰鬥欲望就越強烈，他辟謠越用力，謠言就傳得越厲害，都陷入死循環了。
所以雍正一死，乾隆第一時間就叫停了這件事。
乾隆剛即位就不顧老爹雍正的遺言，執意處死了曾靜師徒，停止了《大義覺迷錄》的宣講，甚至這本書後來在清朝也變成了“禁書”。
乾隆的內心獨白應該是這樣的：我的個親爹啊，你和這幫黑粉鬥什麼嘴啊。咱大清的刀是不夠鋒利嗎？都弄死不就完啦？
然後，神奇的事情又發生了。
原本狗都不愛看的《大義覺迷錄》成了禁書後，一下子又成了人們追捧的稀缺資源和必讀書目，不管清政府怎麼銷毀，怎麼禁止，這本書還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地在人們手中傳閱。就跟某本書一旦進了禁書名單，銷量和盜版立刻大漲一樣。因為甭管平時有沒有閱讀習慣的人，都忍不住好奇要看一看這本“禁書”到底是“禁”在了哪裏。
當然，最深入人心的，還是書中那一條條被反複辟謠卻始終流傳的謠言。
直到今天，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