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帶頭鼓掌，對大家的辛苦工作報以熱烈的掌聲。
在李克農副部長簡短的講話之後，周恩來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麵對在場的外交部全班人馬，他鄭重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成立。”
簡單的開場白後，周恩來開始發表講話。
周恩來首先闡述了國際形勢和新中國的外交任務，之後他激動地說：“中國的反動分子在外交上一貫是神經衰弱怕帝國主義的。清朝的西太後、北洋軍閥的袁世凱、國民黨的蔣介石，哪一個不是跪在地上辦外交呢？中國一百年來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們不學他們，我們不要被動、怯懦，而要認清帝國主義的本質，要有獨立的精神，要爭取主動，沒有畏懼，要有信心。所以，凡是沒有承認我們的國家，我們一概不承認他們的大使館、領事館和外交官的地位。他們犯了法，我們一樣照法辦事。”
周恩來在講到同蘇聯、人民民主國家的關係時指出：“我們現在的外交任務，是分成兩個方麵的。一麵是聯合，一麵是鬥爭。一方麵，是同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建立兄弟的友誼。我們在鬥爭營壘上屬於一個體係，目標是一致的，都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前途而奮鬥。另一方麵，是反對帝國主義。”
周恩來叮囑在座的同誌們，外交是代表國家的工作。我們今天這100多人，在開辟戰場之初，應當在工作中磨煉培養，要求每一個同誌一切從學習出發，不要驕傲，不要急躁，不要氣餒，同時還要有紀律。一切都要事先請示、商討，批準後再做，做完後要報告，這一點很重要。周恩來要求每一個外交人員堅持堅定的政治方向，遵守嚴明的組織紀律，保持嚴謹的工作作風和鬥誌昂揚的精神麵貌。
周恩來突出強調了新中國外交工作必須堅持的16字方針，就是“站穩立場，掌握政策，熟悉業務，嚴守紀律”。後來，這16個字被大家公認為是外交部的部訓，而被每一個外交部工作人員銘記在心。
講話結束時，周恩來向大家提出一個建議：我們的同誌大部分才工作不久，外交的知識及一般的社會知識都不夠，因此要緊的是學習，每星期至少要有幾個小時學習。我們在工作中固然是學習，但是在學習中也要學習。我提議，在我們的外交機構中，要建立起新的學習製度來。
大家熱烈鼓掌，對周恩來外長的倡議表示擁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是中國曆史上的第四個外交部。前三個外交部，即清代的總理衙門（後因《辛醜條約》改為外務部）、北洋政府的外交部和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都是周恩來所說的“西太後、袁世凱、蔣介石跪著辦外交”的外交部，隻有周恩來主持的外交部才是獨立自主的人民的外交部。
剛剛成立的新中國外交部，沒有沿用國民黨時期遺留下來的原外交人員，而是創建新中國自己的外交隊伍，也就是毛澤東早在建國前夕就提出的“另起爐灶”。首批外交官們德才兼備，文韜武略，集中了中國共產黨內的許多精英，他們的智慧和風采一直影響著幾代中國外交人。
（3）另起爐灶一邊倒
外交部成立之後，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及時、敏銳、準確地貫徹“另起爐灶”的外交方針，準時簽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第001號對外公函，並告知天下：新中國不承認舊中國的對外關係，並表示願在尊重領土主權完整的原則基礎上，和世界各國建立外交關係。
早在1949年4月17日，周恩來向前來北京參加即將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愛國民主人士和北京部分大學教授，作題為《關於和平談判的報告》，在講到“廢除賣國條約”問題時說：“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是很謹慎的。對外條約有的要廢除，有的要加以修改，有的還可以保持。”“我們對外交問題有一個基本的立場，即中華民族獨立的立場，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場。”
年輕的共和國將奉行怎樣的外交政策；這是第一任外交部長周恩來要思考的重大問題。從炮火硝煙中誕生的人民共和國，麵臨著在美、蘇兩個世界大國之間“選邊站”的問題。
經曆過兩次世界大戰，美國一躍成為世界上的頭號強國。早在1949年1月3日，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就中國問題向美國政府進行彙報，建議美國政府與中國的國民黨政府拉開距離，得到國務卿馬歇爾和總統杜魯門的認可。美國認為，繼續把自己綁在蔣介石的戰車上，等於“自陷泥坑”。1月8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吳鐵城約見司徒雷登，提出要美國做調解人的要求，被司徒雷登當場拒絕，並拒絕隨國民政府南遷廣州。
這一時期，司徒雷登雖通過黃華與中共方麵也有所接觸，但司徒雷登強調，若想獲得美國承認，中共必須遵守現行條約。最終，司徒雷登對中共堅持原則的立場感到“失望”，於8月2日乘坐美國運輸機由南京經衝繩返美。
新中國成立後，對舊政權建立的外交關係進行了重新厘清，毛澤東主席將其概括為“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外交部長周恩來堅決執行這一政策。美國對新生的人民政權持敵視態度，並采取封鎖、遏製政策，中國不可能選擇站在美國霸權主義一邊。1949年11月，涉嫌在中國從事間諜活動的美國駐沈陽總領事瓦爾德被驅逐出境。1950年1月6日中共中央下令征用美國等國駐北京領事館根據辛醜條約占據的舊兵營，最終迫使美國關閉了在中國的全部領事館，並撤走了全部外交人員。
早在1949年6月，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毛澤東發表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提出了新中國“一邊倒”的外交政策。1949年7月，劉少奇率中共高級代表團秘密出訪蘇聯，與斯大林前後會談了6次，當劉少奇提到新中國政府希望得到國際承認問題時，斯大林態度很堅決，表示堅決支持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新政權。開國大典後的第二天，蘇聯方麵就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照會發到了中南海，蘇聯成為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外國政府，兩國決定立即互派大使。
周恩來認識到，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由於美國政府對新中國在政治上敵視，在軍事上打壓，在經濟上封鎖，在外交上阻撓，中國堅定地同蘇聯站在同一戰線上，結成友好同盟，這是曆史的必然，也是合理的選擇。
當新中國第一位駐外使節、中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離京赴任時，周恩來親自到北京前門火車站送行。臨別時，周恩來握著王稼祥的手深情贈言：“建立國家的外交關係，派大使，搞外交，我們經驗太少，你赴任後要多總結經驗，推動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展。”
1950年1月10日，周恩來率領龐大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莫斯科，經過馬拉鬆式的艱苦談判，與蘇方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是周周恩來擔任外交部長後的一個重大外交行動，對於保障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的安全和穩定，推動國內建設事業發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3月3日，周恩來回國途中在東北幹部大會上說：“我們這次把曆史上的懸案作了一個總的解決，這隻有我們人民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才能和蘇聯得到這樣的解決。”3月10日，他在政務院第23次政務會議上作外交報告時，進一步指出：這次新簽訂的中蘇條約“把中蘇兩國的友好和合作關係固定下來，在軍事上、經濟上、外交上實行密切的合作，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的複雜國際形勢下，毛澤東依據對當時國際局勢的分析判斷，確定新中國奉行“一邊倒”的方針，即倒向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同蘇聯結盟，同時堅持獨立自主的立場，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上簽字，就是既奉行“一邊倒”又堅持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具體體現。
外交，說到底，就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關於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周恩來在多個外交場合作過論述。周恩來奉行的外交方針的基本出發點就是爭取新中國外交的主動權。他說：“開國後，我們用‘另起爐灶’和‘打掃幹淨房子再請客’這兩手，在整個戰略上處於主動地位。” “另起爐灶”的方針，使我國改變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獨立自主的外交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中國曾經遭受過一個多世紀的外來侵略，深受喪權辱國之苦。爭取中國作為平等的一員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是中國人民長期奮鬥的主要目標之一。因此，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一直把維護中國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任何形式的外來侵略、幹涉和威脅作為中國外交的一項基本原則。新中國成立以來，不管國際風雲如何變幻，外部壓力多麼巨大，周恩來始終堅持獨立自主，堅決維護自己國家的主權和民族尊嚴。
周恩來強調，新中國的外事幹部，與舊政府的外交官員具有根本上的區別，大家要牢記自己首先是一個中國人，要懂中國曆史，要熱愛自己的祖國，維護國家的主權，執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我們反對失掉民族自尊心”。
每當涉及主權的問題，周恩來都是非常敏感的。1950 年初在赴蘇聯途中，他在列車上同秘書談起曾獲斯大林獎金的小說《旅順口》，十分氣憤地說：“這本書很糟糕。很糟糕的書還獲得斯大林獎金，獲得某些人喝彩，那就更糟糕，簡直是糟糕透頂！”他說，他看了這本書，印象壞透了，有些地方簡直看不下去，真正的中國人都會有這種感覺，不會盲目地跟著去吹噓。周恩來掰著手指說：“第一，這本書吹噓沙俄侵略戰爭；第二，旅順口陷落時，列寧有篇文章說這是掠奪性、反動性戰爭，這本書卻仍然大加宣揚；第三，極盡醜化中國人之能事，把中國人寫成了不是特務、奸商，就是妓女、騙子；第四，書中歌頌的英雄馬卡洛夫，是個擁護沙皇反動統治製度及其侵略政策的家夥。有這四條，這本書是什麼貨色就很清楚了。他們就是改不了大國沙文主義！”
（4）亮相世界展風采
新中國成立的第五個年頭，1954年。
當時的新中國，在世界上還隻有少數國家承認，主要的西方國家仍堅持不承認的立場。
這一年4月，解決朝鮮問題和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國際會議在日內瓦舉行。這是周恩來代表新中國政府初登世界舞台，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和地位參加討論國際問題。
周恩來對首次亮相國際外交舞台非常重視，他說：“開第一次會時，我心也在跳，麵對杜勒斯到底是對他凶些還是緩和些都要認真考慮。”
周恩來剛一亮相，就與美國代表國務卿杜勒斯在日內瓦展開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激戰。
杜勒斯在會上為美軍永久性駐紮朝鮮辯護，拒絕從朝鮮撤軍，並要求中國軍隊撤出朝鮮。
杜勒斯發言時，周恩來一直認真地傾聽。待杜勒斯發言結束後，周恩來鎮定地走上講台，他雖然也拿著講話稿，但針對杜勒斯強詞奪理的發言內容，臨時作了一些調整，周恩來的講話，贏得了許多國家代表的稱讚和好評。
周恩來的發言合情合理，大廳裏傳來一陣陣讚許的掌聲。杜勒斯對周恩來無懈可擊的講話感到十分不安和惱火，他致電美國政府報告會議進展情況時稱：“中共代表周恩來的發言，真讓人頭痛！”
一提到日內瓦會議，很多人馬上就會想起當年杜勒斯拒絕跟周恩來握手的傳聞，就連大名鼎鼎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也在他的《白宮歲月》中說：“周恩來對1954年杜勒斯拒絕和他握手的怠慢之舉耿耿於懷。”
多年後解密的外交檔案披露，事情真相並非如此。
原來，杜勒斯借口國內事務繁忙而離開日內瓦，副國務卿史密斯代理首席代表繼續參加會議。一天會議休息中間，史密斯端著酒杯主動走過來與周恩來的翻譯浦壽昌攀談。周恩來從翻譯處得知，美國代表願意與新中國代表進行接觸，他立即說：“好啊，既然史密斯願意而且敢於同我們接觸，那明天休息時，我找他談談。”
第二天會議間隙，周恩來看到史密斯正在休息大廳酒吧的櫃台邊喝飲料，便從容地走過去，大方地伸出右手，史密斯一時沒能反應過來，慌忙中順勢用左手握住周恩來的右腕搖了幾下胳膊。周恩來並未介意，並用友好的語氣同他聊了起來。
杜勒斯作為美國出席日內瓦會議代表團團長，他在製定與會方針的時候特別強調要孤立和打擊中國代表團，不許跟中國代表團人員接觸，包括不許跟中國代表團人員握手。所以，史密斯伸手握住周恩來的左臂，這樣，即沒有破了杜勒斯不準跟中國人握手的規矩，又彌補了外交場合的失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