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上海婦女界救國會率先成立第一個救國組織——婦女救國會，史良是發起人之一，並被推選為理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後，史良被選為執行委員。
1936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氣焰更加囂張，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正式成立，選舉宋慶齡、沈鈞儒等40餘人為執行委員，史良是其中重要一員。為了推動國民黨抗日，她曾同沈鈞儒、章乃器、沙千裏作為救國會的代表，到南京請願，並積極參加抗日救亡的宣傳活動。國民黨政府頑固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於11月22日悍然逮捕了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裏、王造時、史良，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之獄。
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她在獄中堅持愛國無罪的正義立場，拒絕敵人的誘降陰謀，把敵人的法庭當講壇，用法律作武器，宣傳抗日救國的大道理，批駁國民黨反動派羅織的“罪狀”，呼籲全國人民抗日救國。
為了援助入獄的七君子，宋慶齡等人緊急向國際國內呼籲，愛因斯坦、杜威等國際友人也加入了救援的行列。宋慶齡發起了愛國入獄運動，和胡愈之等人坐著車去投獄，宋慶齡說“救國會的領袖們有罪，那我們都有罪，因為我們都要救國。”西安事變中，張學良楊虎城將軍也呼籲盡快釋放“七君子”。
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爆發，七七抗戰全麵開始，在全國人民的聲援和中共中央的敦促下，史良等人被宋慶齡、何香凝、胡愈之等營救出獄。史良在國民黨的監獄中關了7個月。出獄後她繼續發動婦女參加抗戰，爭取婦女的平等合法權利，是大後方婦女運動的重要領導人之一。
（4）鐵血丹心女豪傑
抗日戰爭勝利後，處心積慮反共的蔣介石見“外患”已除，便急急掉轉槍口向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頻頻發起軍事挑釁，國民黨特務則秉承主子之命秘密逮捕共產黨員和愛國民主人士，或投進監獄，或予以槍殺，無數的愛國誌士慘死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屠刀之下。
1945年8月28日，中國共產黨為表達真誠謀求和平的願望，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副主席到達重慶，同蔣介石展開談判。在重慶期間，除了與國民黨代表團談判外，毛澤東與周恩來還廣泛地進行爭取團結各方麵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他們兩次接見中國婦女聯誼會理事，史良還單獨由鄧穎超陪同去晉見毛澤東和周恩來。雖然毛澤東與史良是初次晤麵，但他對這位大律師的情況卻是十分了解。
毛澤東含著親切的微笑對史良說：“感謝你曾為營救我黨同誌做過不少工作，中國共產黨敬重你這位主持正義大律師。”
史良微微一笑說：“毛澤東先生，您過獎了，我過去所做的，是一名律師應盡的義務。”
毛澤東與史良的談話很簡短，因為還有不少愛國主人士要求他接見。但就是這次簡短的談話，使史良對中國共產黨人博大的胸懷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她想到古語所雲：“得人心者得天下”，她因而斷定得天下者必定是中國共產黨。
國共雙方達成了“雙十協定”，決定舉行由各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簡稱“舊政協”），共商國是。史良擔任中國民主同盟代表團的顧問，她和民盟其他領導人一道，同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為爭取民主、反對獨裁，爭取和平、反對內戰，同反動勢力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1946年2月，重慶各界人士在較場口舉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勝利閉幕大會，史良是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當大會即將開始之時，國民黨當局指使大批特務暴徒衝入會場行凶搗亂，史良在後來的人權保障委員會上，悲憤地控訴國民黨特務的暴行，並自告奮勇前去蔣介石官邸請願，要求查辦較場口事件的幕後指揮者，但由於蔣介石已從重慶飛往上海，史良等人的請願行動未能如願實現。
舊政協會議以後，史良回到上海，繼續執行律師業務，同時積極參加民主革命活動。1947年3月初，國民黨為了禁止她參加民主運動，通過上海的一個法院給她送來傳票，限令她到案。不畏強權的史良依然“一意孤行”。當她得知國民黨當局禁止她參加“三八”婦女節的紀念活動時，她非常憤怒，勇敢地出席了上海婦女界主辦的紀念活動，並且發表講話，提出不買幫助中國打內戰國家的商品和不與反民主的人合作的“兩不原則”。史良還在上海《文彙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提倡一個“二不”運動》的文章，文章有針對性地指出：“我們必須認清，國家是大家的國家，既不是任何黨派的國家，亦不是政府官員的國家，更不是單單男子的國家，而是各黨各派，男女老少，大家所共有的國家。既是大家的國家，那麼任何人都有過問政治的權利，也都有支持政治的義務。”
史良的文章無疑是一篇對國民黨反共、打內戰的聲討書。由於史良的言行在婦女界有廣泛影響，因此國民黨反動派對她的迫害行動加快了步伐。1947年7月初，國民黨政府頒布了“戡亂”之名而合法化。10月，國民黨政府悍然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迫使民盟停止公開活動。民盟領導人沈鈞儒、章伯鈞等被迫離開上海前住香港，史良則留在上海，以律師身份繼續從事民主運動。
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開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為徹底摧毀南京反動政府，為徹底實現民主、和平、獨立、統一的新中國而奮鬥到底”的革命路線，民盟決然拋棄不切實際的中間路線，決定同中國共產黨緊密合作，為推翻蔣介石獨裁政權和驅逐美帝國主義勢力為中國而鬥爭。史良因當時處境不能離滬赴港參加，曾委托赴港參加全會的沙千裏代表她出席，對全會通過的綱領、路線表示衷心擁護。隨後她根據民盟總部決定，在上海建立了民盟華東執行部，並擔任華東執行部主任。在白色恐怖下，史良機智頑強從事民盟的地下工作，在宣傳民主、保護民盟組織、聯係群眾等方麵做了許多工作。
新中國成立前夕的上海，國民黨當局加緊打擊民主人士，民盟部分領導人撤到了香港。而史良卻選擇留在上海堅持民主鬥爭，因而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黑名單。上海警備司令湯恩伯發出密電：“不擇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 此時的政治形勢猶如黑雲壓城城欲摧，史良的生命安全已處於岌岌可危的境地。然而她不僅沒有躲藏起來，反而繼續設法營救其他被捕的戰友。國民黨反動派搜查了她的住宅，在中共地下黨的一再催促下，史良才暫時躲避，虎口脫險，在這危難時刻，上海解放了，史良才免遭毒手。
上海解放第二天，史良返回自己的寓所。一路上，她眼望著千萬麵迎風招展的紅旗，耳聽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的嘹亮歌聲，禁不住熱淚盈眶，激動不已。
（5）人民司法開拓者
新中國即將成立，中央邀請在上海的宋慶齡北上參加新政協。史良受周恩來的派遣又回到上海，到上海以後，她向宋慶齡宣講共產黨好、新中國好的思想，與宋慶齡在思想進行了溝通，激發了她們共同建設新中國的熱情。後來，史良和鄧穎超一起陪著宋慶齡，前往北平參加新中國的開國大典。
1949年6月，史良等到達北平，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人到前門火車站，隆重地迎接宋慶齡一行的到來。接著，史良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簡稱“新政協”）的籌備工作。
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結束後，下設的6個工作小組於6月18日各自舉行了第一次小組全體會議。根據新政協籌備會的安排，由第四小組負責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起草過程非常複雜。史良作為小組成員，參加了這部具有重要意義法律的起草工作，在召集人董必武的精心組織下，對國家屬性、政府組織的基本原則、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產生的方法、最高行政機構的名稱、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署的組織和隸屬關係等重大問題進行了討論，形成了基本一致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