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張治中不敢怠慢，立即趕回省政府，見了陳誠，低聲問道：“這次長沙采用焦土政策，你的意見怎樣？”
“當然要做的。”陳誠肯定地說。
軍命難違，張治中無奈，隻得趕緊把酆悌和徐權找來商討辦法。下午4點，酆悌和徐權就拿出了一份《焚城計劃》。這個計劃共有十三條，內容如下：
第一條：日寇先頭部隊正在新牆河以北地區活動，長沙外圍萬一失利而決定放棄前，必須將長沙市的公私建築和一切準備運走的物資全部焚毀，不資敵用。
第二條：派湖南省會警備司令部第二團和長沙市社訓總隊負責執行本綱要第一條規定的任務。
第三條：警備第二團和社訓總隊務於11月13日淩晨2點以前，以班為單位，進入準備位置。
第四條：湖南省保安處供給引火材料。
警備團領到引火材料後，發到連，由連長控製，社訓總隊則發到中隊，由中隊長控製。
第五條：起火命令必須是以湖南省主席之命令為依據，湖南省會警備司令部發布書麵命令，方算為起火命令。
第六條：起火信號——首先，聽警報；其次，看天心閣上火炬。聽到，方準起火。
第七條：起火的秩序——警備團區以天心閣為中心，逐漸向中山馬路延伸火點。社訓總隊區，從聖經書院逐漸向中山馬路延伸火點。不準遍地同時起火。
第八條：警備團派少校團附協助市電話局加強保密，不準泄露火訊並利用市內民間電話組成通訊網。
第九條：不準封鎖渡口，不準管製船隻。
第十條：嚴禁趁火打劫。
第十一條：未完成任務，棄職逃走者，軍法從事。
第十二條：警備團和社訓總隊收到警備司令部之書麵起火命令後，方準以班(小隊)為單位進入起火位置。
第十三條：本計劃大綱業經湖南省政府主席批準，立即生效。
對於這個計劃，張治中批示道:“限明晨4點準備完畢，我來檢閱。”張治中還和酆悌和徐權一起研究組建了“破壞長沙指揮部”，決定由酆悌總負責，徐昆任總指揮，市社訓總隊副總隊長王偉能和許權任副總指揮。
當晚10點，引火汽油已經分發到各放火單位。同一時間結束遊行之後的席楚霖發現了這個夜晚的異常。他走到學院坪省政府，發現門崗已撤。屋子裏燈火輝煌，滿地書報雜物，不見一個人影。他覺得奇怪：“為什麼不通知我一聲大家都逃走了？既然要逃走，為什麼還要我率市民舉行火炬遊行？”他到警察局找文重孚，沒有找到，隻見禮堂裏堆滿了桌椅和板凳。輾轉從王偉能那裏得知放火的消息，急忙趕到市政府，通知沒走的人趕快向邵陽疏散。等他從市政府奔回南門外的回龍山住宅，沿途看見手執幹柴和鐵桶的軍人三五成群，源源不斷地由南門進城。
當晚0時，肩負放火使命的警備二團和社訓總隊都進入了準備位置。以訛傳訛的謠言也開始在城裏彌散。徐昆親自把進入準備位置的草圖送給許權時說：“市內議論日寇已經到了新河。我團下級軍官看到省市政府、保安處、警察局都慌慌張張地後撤，埋怨沒有安置他們的眷屬。他們說日寇進南京殺了幾十萬人，他們擔心同樣被殺掉。”
許權趕緊就此事請示張治中，得到的答複是:“我們沒有放棄長沙，長沙東麵和北麵的敵人離長沙各有一百多裏。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部和陳誠都在長沙。蔣委員長正在調集軍隊加強防務。告訴徐昆不要驚慌，家屬就地疏散，而後由省政府辦轉移。檢閱按原定計劃。”張治中指的原定計劃，也是他一開始就非常明確下達的指令:“須在我軍自汨羅撤退後再下令開始行動。”他還詳細布置：“開始行動時，必須先發空襲警報，使居民躲避，等到再放緊急警報時，開始行動。”
這是一段焦灼的等待。長沙專門放火的部隊，已經準備好了汽油和高壓水籠頭等放火器材，隻等一聲令下，便可大放其火。特別是那些決心不當亡國奴、家住長沙市的民團士兵，都懷著滿腔的民族義憤，積極投身於這種自焚的勇敢行動，唯恐將自家房屋晚燒一步，而落後於他人。
這時候，關麟征手下的第三十二軍團駐防在新牆河，日軍還沒有開始向他們發動攻擊，長沙附近根本沒有日軍的人影。但是，在13日淩晨，長沙南門天心閣外的傷兵醫院失火，自衛團的丁森等士兵，馬上帶頭把自家房子放火燒起來。
準備執行放火任務的幾百名軍警憲特，以為這是放火行動的信號，狂呼亂叫著“放火了”，便一齊動手，手拿火把，肩背油桶，逐街逐巷、挨家挨戶地放起火來。
按計劃，舉火有四重規定:第一是省政府發布命令，第二是警備司令部下達命令，第三是警報器發出有節奏的長短叫聲，第四是天心閣上出現火柱。許權給前線的關麟征總司令部打電話，得知前方平靜無事，而且南門是不舉火的地點，所以他判斷是“一處失慎，三起放火”。然而麻煩的是，消防隊已經走了，還有誰能控製火勢？當天晚上，焚城總指揮酆悌的電話一直占線。許權在打了幾個重要電話之後，牆壁上的鍾敲了三下，這時候看見的，是“全城火光衝天”。過不多久，連天心閣也火光四射，接著全城起火。市民們從夢中驚醒，麵對熊熊烈火，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各條街巷，高壓水龍頭噴射出一條條油龍。霎時間，城內火光衝天，風助火勢，滔天大火在夜空中猙獰狡笑，烈火燒紅了半邊天際。
這一次放火，是放火者在驚慌失措時所為，當然就沒想到還要拉響警報，更不可能去組織疏散民眾。
長沙的東門、西門和北門，相繼燃起了大火，一時間，全城陷入一片火海。留在城裏的老百姓，有的被放火隊叫起，有的在睡夢中驚醒，都以為日軍真的打進城了，個個膽戰心驚，爭相奪路而逃，頓時，城市上空彌漫著一片哭爹喊娘的叫聲。
大火燒著了城裏的彈藥庫，轟轟隆隆，如萬炮齊轟，震得二三十裏之外的地皮都在顫抖。
大火蔓延伸展，火頭越來越凶，溫度越來越高，曆史名城長沙，在此初冬乍寒的夜晚，變成名副其實的火爐，烈焰吞噬著一切生命。
有一隊國民黨軍警的放火隊，大模大樣地來到壽星街的八路軍駐湘辦事處大門口，照例往房屋上澆汽油，準備用火把點燃。屋子裏跑出一名戰士，身穿灰色棉軍裝，右胳臂上掛著白底藍字的“八路”臂章，擋住國民黨士兵的手，急切地說：
“這是我們八路軍辦事處的房子，不能燒！”
“什麼辦事處不辦事處，哪個機關的房子都得燒！”
“政治部周恩來副部長正在裏麵辦公，你們不能亂燒！”
“焚毀全城，這是上峰的命令，周副部長的房子也得燒！”
“上頭誰的命令？周副部長怎麼還不知道？”
“當然是蔣委員長的命令！沒有他的命令，誰敢燒！”
手持火把的憲兵，點著了澆在屋簷和門上的汽油，火焰熊熊燃燒起來。當周恩來和葉劍英下樓時，大火已經把二樓吞沒了。他們和辦事處人員一起衝出側門，走上街道。周恩來昂頭四望，滿目火海，夜風不斷從湘江邊吹來，火勢越燒越大，一座座建築物在火裏倒塌，人群從燃燒的屋子裏狂奔出來，逃難的人們拖兒帶女，扛著箱子，抱著被子，你擠我撞，湧向前去。年老體弱的人走不動，擠不過，有的就倒在地上，後麵湧來的人不由自主，從他們身上踩踏過去，呼救聲和兒童的哭聲，震撼著黑暗的大地！
周恩來等人從火海裏衝出來不久，郭沫若帶著政治部第三廳的先遣人員趕來了。兩廂彙合在一起。郭沫若緊握著周恩來的手說：“恩來同誌，你們受驚了！”
“我們沒有什麼，倒是長沙人民受驚受害了！有些人還在火海呢！”周恩來掛念著長沙的三十萬市民，其中包括許多外地逃來的難民。他想馬上返回長沙，看看長沙燒成了什麼樣子，探望大火中的長沙民眾。葉劍英和郭沫若完全同意他的想法。於是，周恩來請郭沫若把第三廳的主要工作人員組成長沙工作隊，迅速出發。他們帶著辦事處少數工作人員，跳上了來時的那輛破卡車，向長沙疾駛而去。
周恩來等人趕回長沙，和張治中匆匆研究了滅火方案，就投入緊張的救火工作。
整個長沙籠罩在濃煙烈火之中。藩城堤喻家巷老三號的向娭毑，是一位孤寡老人，六十多歲年紀，又身染重病，多日粒米未進，四麵襲來的熱風灼得她走投無路。門已被大火封住，連窗戶都向屋裏湧進火頭。她被灼烤得實在無法忍受，就爬向水缸，初時覺得好受一些，但沒多久，熊熊烈火就把她烤得昏死過去，直到水缸中的冷水被煮沸。當人們從廢墟中找到向娭毑時，這位老人已被活活地煮熟了，一雙恐怖的眼大張著瞪向天空。
同一時間，一對母女也被煮熟在自家的水缸之中。
傷兵醫院著火時，傷兵們在地上亂爬慘叫，抱住看護小姐不放手，幾名女護士跟他們一起活活燒死，幾位活著的護士頭發都被燒光。被火灼燒的傷兵，發出哀厲的慘嚎。
這場“文夕大火”，從13日淩晨，一直燒到14日才被撲滅，五萬多棟房屋變成焦土，幾十萬人無家可歸，把長沙燒成了一片廢墟。全城百分之六十三的街巷、房屋被燒。一千九百多石穀米被烈火吞掉，三百萬元的綢緞燒成灰土，四百顆價值連城的漢印及許多文物珍品蕩然無存，三千多人葬身火海。
據國民黨湖南省政府統計室編印的《湖南省抗戰損失統計》估計，大火造成的經濟損失約十多億元，相當於抗戰勝利後的一點七萬億元。長沙市民眾抗日自衛團政訓處主任劉孟堅記錄下的一個細節，是大火後先鋒廳的鍾樓有幸保全下來，當時這座鍾樓上的電動標準鍾正指4點37分。
11月13日的大火之後，中央社記者劉尊棋最早報道長沙的慘狀，報道的標題正是《一片焦土之長沙》。這樣的形容非常貼切，原來繁華的南正街、坡子街、臬後街、八角亭、藥王街、太平街、西長街、大西門正街及沿江一帶，剩下的全是斷壁殘垣。如同《中央日報》社論所言:“長沙近三十年來，物質、人力欣欣向榮。全國都市中，充實富庶，長沙當居首要。百年締造，可憐一炬。”
11月16日，蔣介石趕到長沙，外國僑民和外交使團人員紛紛詢問：“日軍未到，城先燒了，這是為什麼？”蔣介石自知理虧，表示一定要嚴辦失職人員。他要辦個茶會向外國人道歉，手下卻苦於買不到茶葉，因為商店都燒光了，隻得到鄉下去弄了些茶葉來。
為了平息全國人民的憤怒，蔣介石當即命令航空委員會主任錢大鈞和第七十四軍軍長俞濟時，將這次火災的直接責任者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逮捕，並給俞濟時密電：“長沙放火罪人酆悌等三人，立即執行槍決。”
曾參與長沙大火案審理的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部調查室主任張振國回憶，18日的審判結果，原本是對酆悌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對徐昆和文重孚二人各判七年，但專案組報呈最高當局後，蔣介石的批示為:“瀆職殃民，一律槍決，張治中撤職查辦。”20日，酆悌、徐昆和文重孚三人在南門口外侯家塘刑場被槍決。
張治中回憶，蔣介石在長沙處理大火案之後，曾做訓示:“就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說不屬於哪一個個人的錯誤，而可以說是我們整個集團的錯誤。這一錯誤的造成，不能不認為是我們的失敗。”而針對當時“類似陰謀的縱火”的責難，張治中也曾經為自己辯解，說是一個“意外的突變”，“首先是我和幾個高級人員疏忽，其次是中下級幹部的慌張，再次是那些訓練不夠的士兵與義憤人民的無知與急躁。”至於為什麼會有這樣過早的行動呢？張治中歸結為“誤信流言”，“嶽州沒有放棄，就謠傳嶽州情況不明，常德交通已斷。等到敵人登陸城陵磯的消息一證實，就傳說敵人兩天之內就可以到長沙。就在12日晚間，戰事發展到汨羅前線時，有些人竟慌張到這種程度：‘敵人的淺水兵艦可以在三小時內開到長沙河岸。’”而這一切全是因為“失敗主義的靈魂在作祟。每一個戰局的轉換，總帶來一個新的普遍的恐慌”。
蔣介石又請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等人調查事件經過。事後，周恩來等人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和軍委會政治部名義聯合發表關於長沙大火真相的說明：
（一）由於地方軍警負責者誤信謊言，事前準備不周，臨時躁急慌張之所致；（二）由於曾從事破壞準備之人員及人民（自衛團員丁森等）鑒於敵機之連日轟炸及最近平江、嶽州、通城、通山等縣被炸之慘，激於民族義憤，以為敵寇將至，乃即自焚其屋，遂致將準備工作變為行動，於是，一處起火，到處發動，以致一發而不可收拾……
關於國民黨火燒長沙，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有這樣一段追問：
放火燒長沙，是國民黨人在蔣介石指使下所搞的一大功德。他們是想建立一次奇勳，模仿庫圖索夫的火燒莫斯科，來它一個火燒長沙市。可惜日本人開玩笑了，沒有出場來演拿破侖。撒下了一大灘爛汙，燒了百多萬戶人家，更燒死了未有統計的傷兵和老弱病殘的市民，到底誰負責呢？
岡村寧次覬覦長沙，卻遲遲不敢發起進攻。
“文夕大火”把長沙燒成一片廢墟的時候，距離中日第一次長沙會戰，還有整整十個月的時間。在這十個月內，盤踞武漢地區的日本岡村寧次第十一軍，分別向長江南北的中國軍隊發動了攻勢，但長沙方麵卻並無戰事。
日軍侵占武漢之後，誠如毛澤東所預言的那樣，已經呈現疲憊的態勢，可以說是真氣不足，外強中幹。岡村寧次統領的第十一軍，就攻勢而言，處在日軍西侵和南犯的前線，而從守勢著眼，則是處在中國軍隊的三麵包圍之中。中國的軍隊，北有第五戰區，南有第九戰區，東有第三戰區，如果幾個戰區一起向武漢的日軍發起攻勢，有可能將岡村的第十一軍圍困在武漢，使日軍蒙受更大的損失。
因此，岡村自從進入武漢的那一天起，就有了一種危機感。他在武漢會戰中急功近利，把整整一個師團送進了薛嶽布下的口袋陣，致使鬆浦淳一郎的第一零六師團孤軍深入萬家嶺地區，幾乎全部被中國軍隊圍殲，他到現在還餘悸未消，因而收斂了囂張的氣焰，變得小心翼翼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他的確不願也沒有力量馬上向長沙正麵兵力雄厚的中國軍隊發起攻擊。他將部隊推進到嶽陽，隻是為了鞏固武漢的防禦，並沒有立即進攻長沙的意圖。他知道，湖南北部駐紮著四五十萬中國軍隊，雖然多是在武漢會戰中幾經拚殺的疲憊之師，卻也都是頗有戰鬥實力的中央軍主力，日軍輕率南進，是很難取勝的。
岡村寧次和土肥原賢二一樣，是日軍將領中有名的中國通，但這個有利的條件，並沒有使他在侵略中國的戰爭中成為常勝將軍。他在進入武漢以後的謹慎態度，是因為他在率領日軍長期侵略中國的經曆中接受了足夠的教訓。
岡村寧次中等身材，戴著一副眼鏡，外表文質彬彬，但骨子裏卻透出一股凶殘和狡詐。這個日本武士的後裔，從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在中國的領土上參加了日俄戰爭，又入帝國陸軍大學深造。畢業後，於1924年出任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諜報武官，為日本軍方竊取中國的情報。
1926年，岡村為中國軍閥孫傳芳充當軍事顧問。孫傳芳的部隊與北伐軍在九江和南昌一帶作戰時，被張發奎的部隊打得節節敗退，岡村化裝成老百姓，才得以逃脫。他順手偷走了一份華中地區五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後來回國時交給了日本軍方，為日軍侵略中國提供了一個利器。
1928年，岡村出任日本陸軍第三師團第六聯隊的聯隊長。日軍在濟南屠殺中國軍人和平民的“五三”慘案發生後，5月9日，參謀本部向第三師團下達了開赴中國增援的動員令。13日清晨，岡村寧次手按軍刀柄，向在軍營裏整裝列隊的官兵們訓話：“關於此次出征，本聯隊長隻以一言訓示：奉天皇陛下聖諭出征，是軍人的榮譽。日本步兵聯隊雖多，但以我步兵第六聯隊最負盛名。讓我等官兵在軍旗之下馳征中國山東，去保護我日本僑民吧！”14日，他率領四千多人的部隊，隨同師團主力從青島秘密登陸，又乘火車抵達濟南。
由於第三師團遲到了幾天，岡村的部隊沒趕上參與製造濟南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審判戰犯時，岡村的辯護律師振振有詞，宣稱他的當事人在日軍製造的濟南事件、南京事件等幾起駭世暴行中，是所謂“清白”的。實際上，作為後援部隊的第三師團各聯隊在青島登陸，給直接在濟南城屠殺中國軍民的其他日軍部隊，起到了撐腰壯膽的作用。
這一次，岡村雖然沒有趕上日軍在濟南的作戰，但濟南事件堅定了他的一個信念：日本軍人具有良好的精神素質和軍事技術，對付中國軍隊完全可以一以當十。
1932年，上海爆發“一二八”事件，蔡廷鍇的第十九路軍麵對日軍的蓄謀挑釁忍無可忍，奮起抗日。這一次，已經回到日本國內的岡村寧次，在2月26日被任命為日本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他於3月4日深夜，帶著他的參謀班子，乘坐“哈爾濱丸”離開廣島宇品碼頭，興致衝衝地向上海進發。
不過，岡村這一次也沒能聽到上海的槍炮聲，因為日軍白川義則大將已於3月4日下達停戰令，而“哈爾濱丸”直到3月6日才姍姍抵達上海港。岡村從日軍這次作戰中得出的結論是：一部分中國軍隊雖然具有英勇精神，但在中國政治腐敗和經濟落後的大背景下，最終仍不是日本的對手。
由於無仗可打，大約一個月後，岡村轉任臨時軍事調查委員長，指揮田中隆吉和川島芳子，偵察來上海調查的國聯代表團的行蹤，收集正式簽署停戰協定前中國政府談判代表的情報。
這一年7月，岡村寧次被任命為日本關東軍副參謀長，於8月19日抵達奉天。這時候，東北義勇軍的抗日鬥爭風起雲湧。岡村通過對東北各地的實地考察和巡視，認為必須解決所謂的“治安問題”。他一方麵要求國內增派援軍，一方麵通過偽滿政權加強所謂“法製建設”和地方武裝建設。在成立請鄉委員會的同時，日偽軍向義勇軍發動了空前規模的大“掃蕩”。到1933年春天，東北義勇軍各部除少數堅持鬥爭外，絕大部分先後遭到失敗。岡村寧次是撲滅自“九一八事變”後東北人民掀起的抗日高潮的實際指揮者。
從1933年2月下旬到5月，岡村寧次參與指揮日本關東軍對熱河的進攻。5月31日，岡村代表關東軍與中國軍代表熊斌在塘沽日軍陸軍派出所簽定了《塘沽停戰協定》。對中國人而言，這是自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以後最嚴重的賣國條約。協定草案是岡村寧次提出的，一字不容修改，而且日方限定要在上午11點以前簽字，熊斌隻能回答“同意”或“不同意”。岡村寧次的蠻橫態度，令人們想起了清末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在日本的那場談判。《塘沽協定》使冀東變成了“滿洲國”第二，並將華北置於日本監控之下，為日本全麵侵略中國提供了便利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