襲擊部隊當晚潛行十五公裏，一舉端掉日軍總指揮部。正麵進攻的日軍驚聞老巢被端，大為恐慌。張自忠指揮部隊趁勢猛烈反攻，打得日軍狂退三十公裏，大獲全勝。蔣介石通電嘉獎。老百姓則稱張自忠為“活關公”。
值得一提的是，在武漢會戰和南昌作戰中，岡村急於搶頭功，使用兩個特設師團打所謂“翻身仗”，已引起大本營首腦的不滿。這次隨棗作戰，他與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和陸軍大臣阪垣征四郎的矛盾公開化了。中國軍隊借此機會變守勢為攻勢，李宗仁命令湯恩伯集團軍會同第一戰區的孫連仲第二集團軍從河南西部南下，將大部分日軍反包圍在襄東平原地區，進行猛烈攻擊。張自忠集團軍主力向棗陽進攻，其餘部隊攻擊鍾祥的日軍，牽製日軍後方。
中國軍隊的反攻迫使日軍撤退。14日，孫連仲集團軍的池峰城軍收複唐河縣，16日光複桐柏，粉碎了日軍的合圍計劃。到19日，中國軍隊經四天苦戰，重創了南返的日軍，收複棗陽。左集團軍的劉和鼎軍奉令化整為零，進入山區分散遊擊；右集團軍的河東部隊及江防軍連日發動進攻，襲擊日軍後方，切斷交通，完成任務後，於21日撤回襄河西岸，22日向隨縣迫進，第二天收複隨縣。日軍退回鍾祥、應山等原駐地，至此，大體恢複戰前態勢，會戰宣告結束。
隨棗會戰，中國軍隊粉碎了日軍西進的陰謀，鞏固了鄂西屏障。會戰中斃傷日軍一萬三千多人，日軍遺屍五千多具，其中張自忠的右翼兵團殲滅日軍四千五百多人。第五戰區也受到較大損失。中國的參戰部隊進退主動，適時轉移到外線，立於有利的地位。日軍撤退時，追擊和阻擊得力，取得較大的戰果。
第一次長沙會戰前夕，國際上新開爭端，戰雲密布。
在南昌會戰結束不久、隨棗會戰激戰猶酣的1939年5月12日，大約七百名外蒙軍在諾門坎以西渡過哈拉哈河，進入偽滿洲國境內，與偽滿軍發生衝突。在這一地區駐守的日本關東軍第二十三師團，立即前往支援偽滿軍，蘇軍則趕來為蒙軍助戰，引發了曆時五個多月的日蘇諾門坎戰役。
蔣介石獲悉日蘇開戰之後，心中十分高興。他指望蘇聯牽製日軍的一部分兵力，減輕中國抗日戰場的壓力。
關東軍司令官在得到大本營陸軍部的認可以後，為第二十三師團增調了兩個坦克聯隊和第七師團一部分兵力，並增派了十三個步兵大隊和一百一十二門反坦克炮，以及七十多輛坦克，四百輛汽車，一個飛行團，協同第二十三師團作戰，準備反擊蘇蒙軍。
關東軍如此大動幹戈，已不是為了對付國境上的小衝突，而是使用戰略單位的部隊進行大規模的作戰。
這件事在日本陸軍部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持不同意見的人，主要分成兩派，一派主張對蘇軍施加嚴厲的打擊，另一派則認為應該全力對付中國，不能與蘇聯大規模作戰。雙方爭論不下。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表麵上采取中間立場，試圖調和兩派的爭議，但他內心是傾向於向蘇聯開戰的，於是他決定把自主權交給關東軍。他說：“不過是動用一個師團作戰，用得著爭執不休嗎？我看還是交由關東軍自行處理吧。”
板垣的這個決定，實際上是縱容關東軍擴大戰端。而陸軍參謀總長也不反對，可以說對於關東軍的做法，裕仁天皇也是默許的。於是，關東軍將戰爭的機器開足了馬力。6月27日，他們突然出動大批飛機，閃電襲擊塔木斯克，擊落炸毀蘇軍飛機一百二十四架。日軍飛機隻有四架失蹤，損失可以不計。
7月2日夜間，關東軍以第二十三師團主力和其他配屬部隊，強渡哈拉哈河，以銳不可當之勢，攻擊蘇蒙軍的西翼。在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上，日軍與蘇蒙軍殘酷廝殺。蘇軍以優勢的重炮和坦克群將日軍堵住，並將日軍趕回哈拉哈河右岸。然後，與日軍隔河對峙。
關東軍不願意就此收手。7月下旬，日軍和偽滿軍再次發動大規模攻勢，仍然無法突破蘇蒙軍的防線。雙方再度處於相持狀態。
到了這時候，日軍大本營仍然支持關東軍對蘇作戰。他們認為，如果不對蘇蒙軍的“侵略行為”給予打擊，蘇軍有可能得寸進尺。何況，日本已經和德國、意大利簽署了防共協定，他們對蘇作戰，會得到兩個盟國的支持。但是，日本的高層沒有料到，當日軍在諾門坎同蘇軍廝殺的時候，日本的盟兄德國卻另有打算，正在莫斯科與斯大林進行協商，希望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麵做一些交易。希特勒希望與斯大林結成秘密軍事同盟，共同瓜分波蘭的領土。
蘇聯為了在波蘭問題上得到實惠，願意與德國結盟。斯大林使用了巧妙的外交手腕，在與德國談判的同時，又與德國的死對頭英國和法國進行軍事談判，讓德國和英法兩方都感到，弄不好俄國人就會倒向敵人那邊去。
於是，蘇聯在外交上取得了左右逢源的主動權。
希特勒突然改變反共的姿態，而尋求與斯大林做秘密的交易，也是因為他對軸心國的兩個小兄弟感到失望。希特勒妄圖征服世界，知道德國與蘇聯和英法都不免一戰，因此，他在主盟圈定軸心國的“革命對象”時，將蘇聯列為頭號敵人，日本和意大利對此沒有異議。但是，當希特勒把英法也列為軸心國的“革命對象”，並要求日本和意大利承擔對英法作戰的軍事義務時，兩個小兄弟就不那麼情願了。
日本不情願和英法兩國作對，是因為國內有強大的反對勢力。1939年初，內閣首相平沼騏一郎召集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外務大臣有田八郎和財政大臣石渡太郎，前後舉行十多次五相會議，討論是否緊隨希特勒參與未來的歐洲大戰。結果以海軍大臣為主，外務大臣和財政大臣讚同，堅決反對為了一個遠在天邊的希特勒，而與同樣遠在天邊的英國和法國為敵。但是，實力雄厚的陸軍卻針鋒相對，堅決主張為了軸心國的真誠團結，把希特勒的“革命對象”當作敵人。
平沼不顧海軍方麵以及外務大臣和財政大臣的堅決反對，讚同了陸軍的意見，以並且向德國表明了日本政府的態度：“在歐洲發生戰爭時，日本保留進入戰爭狀態。”但是，平沼內閣表態之後，才發覺德國正與蘇聯暗地裏在進行友好密談，而且還聽到風聲：德蘇兩國要結成同盟，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對於這種局麵，日本方麵感到震驚，同時發覺自己陷入了被動。德蘇兩國之間達成友好的協定，是希特勒把日本出賣了。德國與蘇聯互不侵犯，就解除了蘇聯在西線受到的壓力，蘇聯就能在遠東集結重兵來對付日本。
希特勒為了自己的利益，在日本和蘇聯之間選擇了後者。當初，希特勒把中國和日本放在一起掂量，認為日本實力強大，於是拋棄了中國，放棄了對蔣介石的援助。現在，希特勒把日本和蘇聯做了比較，認為和蘇聯做交易利益更大，因此，德國政府開始背棄日本，積極地與蘇聯結盟。
1939年7月11日，日本駐意大利大使白鳥向國內報告：德國已經與蘇聯結成軍事政治同盟，打算分割波蘭，而德國放棄了與日本的同盟，將日本排除於軸心以外。
日本人為了擺脫被動局麵，積極阻止德蘇勾結，用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平沼內閣突然開始和英國套近乎。從7月15日開始，日英兩國外交官在東京談判，處理天津租界發生的一些不愉快事件。24日，雙方達成一致，兩國政府同時發表內容相同的聲明：
英國政府完全承認日本軍隊正在中國進行大規模戰鬥行為的現實事態，且認識在此狀態繼續存在的情況下，在華日軍為確保其自身的安全與維持其占領地區內的治安，具有特殊的要求，並有必要排除妨礙日軍或有利於其敵人的一切行為及原因。在日軍達成上述目的時，英國政府無意對之施加任何幹擾行為或措施。
日本的這個外交行動，報複了希特勒放棄日本勾結蘇俄的做法，同時達到了孤立蔣介石的目的。丘吉爾搞了一次遠東慕尼黑，犧牲中國利益，實現了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日本人針對德國發動的這場外交攻勢中，中國人成了吃虧的一方。
8月23日，德國和蘇聯在莫斯科正式簽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和《附屬秘密議定書》。
由希特勒主盟結成的防共同盟，現在又由希特勒親手破壞掉了。他把忠誠老實的日本小老弟給出賣了。對此，日本內閣怒不可遏，由駐德大使大島，以此條約違反《日德防共協定秘密附屬協定》為由，向德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
德蘇締約，宣告了平沼外交的慘敗。平沼首相受到國內政治勢力的猛烈抨擊，8月29日被迫宣布辭職。平沼騏一郎在辭職聲明中痛悔莫及地宣稱：“歐洲形勢複雜離奇，我國以往的政策到此為止，本人辭職下台，日本帝國需要新的首相新的內閣，另行製定新的外交政策。”
在諾門坎，關東軍、偽滿軍與蘇蒙軍的戰鬥愈演愈烈。進入8月以後，雙方爆發了幾萬人規模的大戰。
8月4日，日本陸軍部發布命令編組第六軍，專門負責諾門坎方麵的作戰。
此時，蘇軍投入第一線戰鬥的有三個狙擊師、七個坦克旅和幾千人的炮兵軍團，另有五個師和大批飛機正在等待出擊的命令。
8月23日，日本第六軍派出七個大隊的兵力，從蘇軍左側翼迂回進攻，結果鑽進了蘇軍布下的口袋陣。朱可夫指揮指揮蘇軍機械化部隊全線反攻，蘇軍坦克群攻勢淩厲，日軍兩名聯隊長燒毀軍旗，自殺身亡。日軍部隊全軍覆沒。蘇軍共殲滅日軍一萬一千人。
8月25日，日軍再次發動進攻，再次遭到失敗。
8月26日以後，日軍無力再發動進攻，轉取守勢。
9月1日，德國軍隊全線進攻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對日本背信棄義的希特勒，點燃了歐洲大戰的導火索，日本決定袖手旁觀。日本人認為和希特勒簽訂反共協定是受了愚弄，平沼內閣的外交使日本陷入被動。新任首相阿部信行於吸取了這個教訓，於9月4日發表聲明，明確表示日本政府的態度：“值此歐洲戰爭爆發之際，帝國不予介入，決定專向解決中國事變邁進。”
這個聲明，明確表示日本決不會履行與希特勒訂立的同盟條約，決不想為希特勒提供任何幫助。如果希特勒在歐洲受到打擊，日本不會為希特勒而戰。
阿部信行認為，日本在諾門坎對蘇聯作戰，是日本為了追隨德國而幹出來的蠢事。日本人輕信了希特勒的反共諾言，踏進了對蘇作戰的泥沼。
好在日本還沒有深陷進去，現在還來得及抽身出來。
但是，對中國的作戰就不同了，這是日本自主發動的戰爭。日軍在中國的作戰，輸贏都是日本自己的事情，不指望別人幫忙，更不想讓外人來幹涉。日本內閣新任首相的聲明，發出了一個信號：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事件，除了“中國事變”，他都無意過問。
阿部信行決定結束諾門坎的戰事，日本陸軍部於9月3日突然命令關東軍“主動結束諾門坎方麵國境事件”。
同一天，英國和法國對德國宣戰，世界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已經有國外報紙的記者和評論家使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令人聽起來既新鮮又恐怖的名詞。
9月9日，日本駐蘇聯大使東鄉向蘇聯外交部長提出媾和。
斯大林很快就同意了日本人的要求。就像解決張鼓峰事件的時候一樣，蘇聯根本就無意於繼續與日軍作戰。蘇聯雖然沒有主動向日本提出停戰，但其停戰的心情，其實比日本人還要迫切。
這是因為，希特勒已經在波蘭的那一邊大打起來，並大片大片地鯨吞波蘭的領土。按照德蘇密約，波蘭的這一邊大片土地，應該由蘇聯紅軍去占領。斯大林由於擔心與日軍在諾門坎的戰爭有可能升級，暫時無心顧及波蘭那片土地，沒有貿然向波蘭進軍。
9月15日，日蘇雙方在莫斯科達成停戰協議。第二天，蘇聯紅軍便大規模越過國境線，直撲波蘭領土。同時，陸續將諾門坎方麵的汽車和坦克，經西伯利亞鐵路運往西線。
日本方麵則迫切需要專一致力於中日戰爭。1939年初，日本侵華陸軍已多達二十四個師團和四個混成旅團，合計折算為二十六個師團。到年底，日本在華陸軍為二十五個師團和二十個獨立混成旅團，合計換算為三十五個師團。
按照日軍普通師團的編製，每個師團的士兵人數為二萬六千三百五十四人。三十五個師團，其士兵總數應為九十二萬二千三百九十人。
1939年底，日軍在中國有一個華中派遣軍司令部，一個華北方麵軍司令部，五個軍司令部，這些司令部的的直屬部隊，沒有計算在三十五個師團之內。華北方麵軍、華中派遣軍、各軍和各師團的軍官，也沒有計算在以上軍隊人數之內。
1939年，侵華日軍的陸軍航空兵有十六個中隊。侵華的日本海軍，在華南有第二遣華艦隊，在長江中下遊和山東方麵有第三航隊。海軍航空兵團自成體係，以華中和華南為基地，對中國西南腹地進行轟炸，這些也沒計算在內。
根據以上的計算，侵華日軍大大超過了一百萬兵力。
諾門坎事件對日軍的刺激和歐洲大戰的爆發，不但沒有牽製日軍一兵一卒，反而加深了中國軍隊抗戰的壓力，加深了中日戰爭的殘酷性。
蔣介石在密切注視著這一國際事件的發展，初而驚喜，繼而失望，最後感到沮喪。
隨著歐洲大戰的爆發，蔣介石敏銳地看到了曠日持久的更大規模的大戰將不可避免。他清醒地意識到，隨著國際戰端的新開，日本滅亡中國的決心會更加堅定，占領整個中國的野心會更加迫切。
而中國在目前無力打敗日本的情況下，必須保證不亡國，不投降，後發製人。中國應該保存實力，迎接國際上可能發生的形勢變化。
隻要幾百萬軍隊還在自己的麾下，蔣介石的信心就不會丟失。
就是在這樣的國際國內背景下，岡村寧次開始發動對長沙的進攻。
重慶，武漢，長沙，桂林，南京，會戰正在悄悄醞釀。
第一次長沙會戰的序幕，是1938年9月14日在江西西部奉新附近揭開的。
不過，早在一個多月前，戰火的硝煙已經撲鼻而來。
8月份，重慶正值酷暑難耐的季節。在距離市區十公裏的嘉陵江南岸的一片向陽山坡上，有一幢西式風格的兩層小樓。這座被命名為“黃山別墅”的建築，是蔣介石在重慶的官邸。如果沒有會議或其他必須在軍事委員會機關辦的事情，蔣介石便會在這裏辦公休憩。
一天黃昏，保密局送來軍委會國際問題研究室主任王芃生的報告。學識淵博的王芃生是一名日本問題專家，也是蔣介石手下的得力幕僚。
王芃生在報告中彙報了日本方麵的最新動態。汪精衛投敵叛國後，日本看到了征服中國的另一種可能，即加大政治誘降力度，把軍事進攻作為政治誘降的輔助手段。6月20日，日軍大本營給侵華日軍下達任務：策反地方軍，孤立和打擊中央軍。王芃生在報告中提出，日軍的這些企圖固然說明了他們的狡詐，但也反映出日軍兵力緊張、軍費兵力入不敷出的窘境。
蔣介石讀著這份報告，不由自主地念出聲來：“為配合汪偽建立政權機構，給重慶政府以軍事壓力，在大本營授意下，日本第十一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擬訂了以第九戰區中央軍主力為打擊目標的‘湘贛作戰計劃’，該計劃正在加緊準備實施中。”
蔣介石皺起眉頭，拿起紅鉛筆，在這段話下麵畫了一道紅杠。
看完報告，蔣介石站起身，活動了一下坐得發麻的腰身和雙腿，打開與向陽大窗連為一體的木門，走上陽台遠眺。
陽台上視野開闊，霧都重慶此時清晰安寧地展現在夕陽之下。樓下是奔流不息的嘉陵江水，隱隱約約傳來的水流聲，本來足以令人心情舒暢，但此刻蔣介石卻眉頭深鎖。他又感到了日軍對他施加的軍事壓力，不過，這並不出乎他的意外。
已經被開除了黨籍的汪精衛，5月底從上海到達東京。在櫻花盛開的日本首都，他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根據日本侵略者的旨意，於6月中旬回國，緊鑼密鼓地籌建傀儡政府。
8月，他在上海召開了一次全部由投敵的國民黨員參加的“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為建立傀儡政權做好了準備。
為了配合政治上對蔣介石誘降的需要，日本人深知，必須先打擊中國軍隊的有生力量，使蔣介石失去賴以支撐抗戰的基礎。日軍大本營指令：
決定乘加快在華建立中央政權的勢頭，於9月下旬把敵第九戰區軍隊消滅在贛湘北境地區，挫敗敵軍抗戰企圖。
其實，自從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後，蔣介石就意識到，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已成為中日雙方的主要戰場，戰火遲早會在這些地方燃燒。第九戰區擔負這三省的軍事防務，因此蔣介石高度重視這個戰區的備戰工作。
早在4月21日，蔣介石和軍事委員會就對第九戰區發出指示：
利用湘北有利地形及既設之數道防線，逐次消耗敵人，換取時間。敵如突入第二線陣地(平江與汨羅江線)時，我軍應以幕阜山為根據地，猛襲敵之側背。萬一敵進逼長沙，我應乘其消耗既大、立足未穩之際，以預伏置於長沙附近及以東地區之部隊，內外夾擊，予敵以致命打擊。
現在，蔣介石想，是應該讓第九戰區拿出具體方案的時候了。
想到這裏，蔣介石回到他那張辦公桌前，要通了軍令部長徐永昌的電話，命令他轉告正在第九戰區總結南昌會戰的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務必迅速協助陳誠擬定針對日軍“湘贛作戰”的軍事部署，盡快呈報上來。
此時，最後一縷陽光沉入地平線，重慶陷入了濃濃的黑暗。
同一個8月，武昌也是酷熱難當。日本第十一軍的司令部，設在一座看上去極為笨重的建築物裏。武漢陷落前，這裏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辦公機關。在攻占武漢的侵略行動中，日軍波田支隊率先突入市區，直取這座深灰色大樓為主建築的中國軍事委員會所在地。當樓頂原有的旗杆上升起太陽旗時，這座建築的主人蔣介石與他的夫人宋美齡從這裏離去還不到五個小時。
現在，大樓四周站立著荷槍實彈的日本士兵，這裏已經成為日軍向湖南進攻的軍事指揮部。
司令官岡村寧次把自己一個人關在地下室的作戰指揮室裏。參謀人員都知道，這是這位長官在做完重大戰事組織計劃之後的一個習慣：在已標好的作戰地圖前，在各種預案、統計數字和情報之中，他要安安靜靜地把一切再仔細地權衡一遍，以期實際作戰時做到萬無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