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例子還說明：作為一個好的京劇演員，一輩子最留心的，應該是自己心中的“鑼鼓”是否敲得準確、敲得響亮。前麵說過，京劇演員隻能演自己行當的人物。今天，每一個行當經常和觀眾見麵的人物，也就那麼十幾個或者幾十個。拿袁世海扮演的架子花來說，如今有名的人物也就是張飛、李逵、魯智深、竇爾敦、曹操、嚴嵩、潘仁美那麼一二十個。並且每一個人物都被無數前輩演員刻畫得各有特點，你想在前人基礎上再邁進一步真是談何容易！然而隻要一門心思撲進去，那麼必定能有所成。這個“有所成”也是有規律的，大約需要經過以下的幾個過程：
第一，把人物的思想脈絡搞清楚、搞準確。像《群英會》這出戲，從立意來講是“尊劉貶曹”的。曆史上的三國史實是一回事，京劇中的三國戲又是一回事。盡管京劇中的三國應該力求去貼近曆史，但這又不是短時期中能夠完成的任務。何況中國的老百姓喜歡從演義中去發現曆史，這一種“傳統”不能輕視。根據這一觀點來回顧袁世海對曹操出場的修改，就不難發覺第一次的修改是“皮毛”上的更動，第二次的修改才觸及本質。第一次改唱詞，等於給人物換了一張使觀眾感到陌生的臉譜。原來的曹操是作為奸臣出現的，既要搶奪江山，又要掠奪別國的美人，並把掠奪美人隱藏在搶奪江山之中——這樣處理，應該說是很高明、也很協調的。如果僅僅通過修改個別唱詞，就企圖樹立曹操的軍事家、思想家和文學家的形象，事實上是辦不到的。因為整個戲的基本情節沒動，整個戲的主要衝突沒動，就沒有辦法扭轉“曹操仍然是奸臣、應該受到貶責”的思路。無論怎麼動，都屬於“皮毛”，動得越多，人物形象的輪廓就越亂。
第二，等把人物的思想脈絡抓準了之後，就要設法在心中敲起“鑼鼓”，然後讓自己的全身都隨著這“鑼鼓”動起來。京劇演員“動”的辦法很多，不像話劇演員那樣“光說不練”。前麵講到曹操的出場，在袁世海之前，扮演曹操的演員都是邁著方步出場，和一般的武將出台沒什麼差別。但是，既然想讓曹操一出場就十分醒目，那麼在腳步上就不能掉以輕心。因為他這時惦記著蔣幹此行的結果，他的頭部和上肢都不可能有大動作。所以說袁世海說第二次的修改“觸及本質”，是因為注意把握這時人物心中的“鑼鼓”，並讓它帶動了人物外在特征（腳步）。能夠想到並且做到這一點是十分不容易的，年輕人往往意識不到心中還有“鑼鼓”的問題。袁世海也是一樣，他四十多歲時首先想到的是改唱詞，等到為曹操設計“涮八字”，已經六十開外了。
還有第三，就是心中的“鑼鼓”和場上的鑼鼓誰服從誰的問題。表麵上看，演員上台就不免緊張，身上的服裝，腳下的厚底鞋，額頭的眉毛也“吊”上去了——總之，渾身上下沒一點舒服勁兒，隻要稍有鬆懈，就會“跟”不上鑼鼓或胡琴。但是，優秀的演員則從容不迫。之所以優秀，首先是他們能在每次演出中，都把心中“鑼鼓”認真敲響——雖然這出戲已經演過多次，但依然得像第一回登台那樣，帶有一種新鮮感、帶著一種激情去演出。隻要心中“鑼鼓”敲響了、敲順了，那麼舞台旁邊的樂隊也就能“跟”上。一般說，演員有什麼新的打算，應該在上台之前和打鼓佬（地位相當於今天的樂隊指揮）打個招呼；但是，由於同場演員、觀眾氣氛的不同，主要演員也許會有即興的創造（有時，是臨時出了差錯加以補救），這時，主要演員心中的鑼鼓會異於平時，隨之做出來的動作也會和平時不同，並且這一切都來得十分突然，來不及通知伴奏人員。真到了這時，考驗樂隊是否合格的時機就到了。真正的好樂隊，平時對於主演的藝術風格應當是諳熟的，對其變化規律也應當是粗知的，打鼓佬更應當是機敏的——有了這幾個條件，大約就不會出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