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風，文藝作品隨之有風。
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刮的是什麼風？不是東風、西風，也不是南風、北風。而是一種來自上頭、來自雲霄的風。雲霄在哪兒？上頭又是誰？——是皇帝，是紫禁城，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倫理觀念，是閉關自守、故步自封的封建秩序。這股風從上頭、從雲霄灌下來，灌注進每個人的腦袋，順著脊梁、順著血脈，流遍周身，牢牢地把握著每個人一生的一言一行。
清朝是中國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朝代，京劇就誕生在清朝的晚期——1840年前後。那時，太平天國和撚軍起義已經震撼了清王朝的統治，八國聯軍也一度進入了北京，但清王朝的統治者（比如西太後和許多王公大臣）卻沉醉在京劇當中，把一些最著名的藝人選作“內廷供奉”，經常召喚他們進宮演戲，自己就在京劇鑼鼓當中醉生夢死。一般老百姓也很喜歡京劇，當時大多數戲園子都在外城（今天的崇文區和宣武區[26]），而有錢、有文化的人大多住在內城（今天的東城區和西城區[27]）。那時散戲很晚，內外城交界的三個城門（前門、崇文門、宣武門）關得都比較早，於是內城的人聽完了戲，就隻能在外城住宿，第二天再返回自己的家。這癮頭有多大呀！當時的北京，幾乎沒有其他的娛樂形式能夠和京劇抗爭，京劇名伶在社會上的影響很大。就說有一次，慶親王家裏有人過生日，請譚鑫培去唱戲。譚來時，慶親王親自到大門口迎接，並且領譚先去一間抽大煙的屋子，讓譚過足了煙癮。後來，慶親王乘機向譚請求當晚多唱一出戲。譚則回答：“這本來不難，隻是我的病才好，恐怕不能從命。如果非要我唱兩出，除非那位軍機大臣跪下來向我求情——給了我這麼大的麵子，我也就隻好不顧性命去唱戲啦！”譚鑫培說這番話，純粹是推托。因為當時，一位軍機大臣和一個京劇藝人的社會地位是有天壤之別的。但是沒料到，譚的話音剛落，旁邊一位穿著朝服的軍機大臣就給譚鑫培跪下了！他就是那桐，軍機大臣，滿族人，也是皇上的親戚。由此可見，京劇在清朝末期的社會位置是多麼顯耀了。
清朝被辛亥革命推翻之後，盡管政局經常變動，盡管軍閥之間戰爭不停，但京劇仍然十分興旺。那時來北京訪問的外國人有三個心願：一是參觀長城，二是遊覽故宮，三就是到戲園子去聽一回“梅劇”（梅蘭芳演出的京劇）。碰到特別重要的國賓，還要加上第四件活動：拜訪梅宅。每次舉行這樣的活動，梅蘭芳先是著便裝和國賓寒暄，然後引導國賓參觀他那典雅的住宅，介紹中國的文化和藝術，最後又換上戲裝演出一小段京劇中的歌舞。梅這一番招待都是花自己的錢，他家裏的男女侍從，都穿上標準的服裝，用的都是標準的中國禮儀和器皿。從20世紀20到50年代，梅先後訪問過日本、美國和蘇聯，把京劇推向了世界。在梅之後，中國的京劇團出訪的活動很多，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和美好回憶。在1959年慶祝建國十周年的盛大文藝演出中，梅蘭芳的京劇演出排在整個演出的“大軸”（最後一個節目）的位置，這一點也形象地說明了京劇（曾經）在我國諸多文藝形式中的特殊地位。
可以認為，從辛亥革命成功，直到數十年前的改革開放——在這近百年時間內，盡管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盡管視野已經打開，外麵的風也已經不斷地吹進中國。但是，那風主要是政治之風，在經濟和文藝領域，基本上刮的還是自上而下的風。當然，這種自上而下的風與封建時代自上而下的風，已經產生了原則區別。
然而，從數十年前提出改革、開放以來，情況則有了根本的變化。年輕的朋友們，我不知道你們是什麼時候出生的，不知道你們是什麼時候向外界睜開了驚訝的眼睛，讓我在這裏展開一些猜想吧——
你們很習慣街上戴太陽鏡的那些青年吧？這些茶色的太陽鏡，不僅可以在街上戴，還可以在房間裏戴，小夥子可以戴，大姑娘也可以戴，漸漸地，有些老年人也戴上了它。為什麼戴它？有時是為了遮陽，有時為了避避風沙，有時呢，仿佛為了美容。好像不怎麼“動人”的臉上一有了它，無形中就增添了點兒“派”！可是多年前，外國生產的太陽鏡剛剛出現在北京街頭、剛剛出現在青年人的臉上時，卻曾經遭到許多上年紀人的“白眼”：“看他們那副模樣，商標還貼在鏡片上邊，醜死了！”原因是咱們的共和國成立了好幾十年，一直不許生產太陽鏡，而它的一種相似物——墨鏡，每在電影中出現時，都戴在壞蛋的臉上！1949年後的幾十年間，墨鏡一直隻是汽車司機、煉鋼工人的工作特殊用具。在日常生活中，沒有人戴太陽鏡。也似乎沒有人想到要戴太陽鏡。在大人們的思想視野中，有誰想到要躲避陽光呢？隻有一切害人蟲才害怕陽光，隻有一切腐朽、沒落的人才會產生這種奇怪的感覺！小朋友們，你們一定要驚訝了：世界上還有這樣的事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