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時我三歲，父母奉命北遷，籌建天津《大公報》的北平辦事處。父親直飛北平，母親帶我繞道蘇州，去看外公外婆。在朦朧的記憶中，外公外婆並坐在那種帶大帳子的大床上，他倆和母親共同品嚐了甜食，又絮絮叨叨說了許久。我長大後也喜歡吃“黃天源”的糕團，不知道可是這時候種下的基因。
到北平後幾經遷徙，最後搬家到東城燈市口的一個胡同深處，前院是辦公地點，後院是宿舍。同時住在那裏的，還有其他記者如戈衍棣、蕭離、蕭鳳等。後院一溜北屋，我家一明兩暗。當時“看”我的保姆叫“橙子”，就是不知道是否是這倆字。她出天花臉上留下麻子，但人很善良。她做飯很一般，但父母心思在工作上，同時外邊飯局也多，不時還帶上我。說到飯局，父親有時會遇到極特殊的一種——是駐守北平的軍政當局單把他一個人找了去，邊吃飯邊說些軍政要聞，目的就是讓父親寫出來在《大公報》上發表。這樣做的時間大抵是在解放軍圍城的後期，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已經沒人信了。當然，這樣的飯局是不能帶小孩兒的。
我參與的飯局則是非常普通的一種。在我們住家附近，大飯館尤其多，比如“全聚德”、“東來順”、“翠華樓”等等，一個挨著一個，一個勝似一個。那些看門的胖老頭，每次看見我來了，都想趁機摸摸我的頭頂。我不情願，一閃，躲開了。胖老頭無言笑笑，以後也就不再摸我的頭。我吃飯不老實，不肯在座位上待得太久，經常會溜進後邊的廚房，對那一長溜的火眼兒，很早就知道它們分別叫做“頭火”，“二火”和“三火”……我還在東來順的樓上，和那張擺滿了佐料的八仙桌“試比高”，但我說不清那些小碗中盛著什麼，也不知道大人根據什麼原則去調配。我還在全聚德的烤爐旁邊看大師傅如何用長竿子把鴨坯送進爐膛，我發現他們移動時的步伐很好看。幾十年後拍攝的電影《老店》，其中也有烤鴨師傅移動腳步的特寫鏡頭，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我上小學是在燈市口北部油坊胡同的育英小學，它前邊是育英中學，中學前邊是座教堂，另外八麵槽路東也有座教堂，兩處我都進去玩過。星期天做“禮拜”的人很多，我父母從沒去過，但我跟著別的大人進去過，他們前邊走，我在後邊跟，看門的人以為我是前邊人的孩子，沒攔我。我進去後，一切照著“家長”做——他們祈禱我祈禱，他們唱詩我唱詩，惟獨他們虔誠我分心——我隻是學著“玩兒”罷了。
在燈市口時常能吃到甜、鹹兩種味道的花生醬，還時常能吃到東單麵包房的麵包和西點。我在吃這類東西之前，有時也學著教徒的樣子低頭祈禱，父親會狠瞪我兩眼，母親則一笑了之。長大之後，我才知道母親是從教會學校出來的，對這些她很熟悉，她常說人要有博愛之心。
那段生活中最讓我興奮的，就是每年的寒暑假。因為這時我可以到爺爺奶奶家小住幾天。他們的家在和平門裏的絨線胡同，路南的一個小四合院。說小，是和它的鄰居相比，鄰居住著四大名醫之一的施今墨，人家的四合院就大得多了。我奶奶和爺爺本是貧賤夫妻，年輕時一起由山東來到北京。奶奶生了五個孩子，我父親是老大，我便成為這個家族的長孫。爺爺中年時娶了一房姨太太，是在天津娶的，也生了五個孩子。奶奶當然不高興，但終究無可奈何，最後還是同意把兩個家合在一起。奶奶自己住南房，爺爺跟姨太太住北屋，表麵上和平共處，但奶奶總覺得心裏委屈，低“北屋”一頭。每年也隻有寒暑假我住進了南房之後，奶奶這才從心裏感到舒展，因為家族的長孫來了，並且在她這一邊。這時，奶奶總是寵著我，姨奶奶有封建思想，也處處捧著我。每年春節發壓歲錢，一樣的紅包，但裏邊的錢不一樣，給我的最多。
拿到紅包幹什麼？逛廠甸！離得不算遠，走著去就行。小叔叔們領著我，我累了就扛著我，出和平門，就真是人山人海了。不論我們什麼時候去，總看見先去的人手裏拿著大糖葫蘆，還有風車，嘩啦嘩啦的。一見這景象，一聽這聲音，人心裏就鬧得慌。我總是把剛剛得到的紅包花得一幹二淨才滿足。當然，值得一看的東西也多，各種小吃，各種舊書，各種鞭炮，各種玩具……其中特別是孫悟空的麵具和那根金箍棒，每年都讓我玩耍很久。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後來幹上了京劇這一行，是否是從廠甸種下的基因。
每次從廠甸回來，我總要扛回一根特大的糖葫蘆，頂上還插著一麵紙的小旗。母親一見就連說髒，總是找個角落擺起來，回家時也絕不許帶走。她總是說：真想吃糖葫蘆，咱們到東安市場買去，那兒的種類多，更重要的是幹淨！我擰不過母親，隻能一切服從。但廠甸那些高高揚揚挺立著的大糖葫蘆，卻旗幟般屹立在我的心頭！我想，大約是廠甸的這個民俗活動給我墊了底，以後我才有可能那麼喜歡廟會！等到在廟會上“玩兒”舒坦了，才有可能順暢地進入京劇！當然，這都是站在今天角度上的分析，作為一個小孩子，是很難預知後來才發生的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