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就在此時，北京卻爆出了一件財政大案。原來為了解決北京政府的財政危機，財政部發行了“八厘債券”，總額為9600萬元。但是因為受到吳佩孚的質詰，隻好又另行成立“償還內外短債審查委員會”，由審計院、監察廳以及銀行界重要成員組成，委員長為董康。財政部原本打算以此來掩人耳目，不料委員會竟然自發行債券過程中審查出諸多問題，於是建議法庭傳喚財政部相關人員對質，財政部長張弧棄職逃往天津。事發之後，吳佩孚即發出通電，稱讚董康是“包公再世”，並且借此要挾北京政府下令將張弧撤職查辦。
張弧是因為親近奉係才得以進入梁士詒內閣的，雖然梁士詒辭職，但梁內閣成員大多在任。吳佩孚對張弧死咬不放，自然讓奉係的張作霖大為光火，此時曹銳恰好仍在奉天，張作霖便叫來曹銳，表示如果曹錕礙於情麵，那奉軍就要替曹錕教訓一下吳佩孚。曹銳是主和派中的領頭人，最怕的就是開戰，急忙跑回保定。正是在曹銳的勸說之下，曹錕才對吳佩孚進行了一些斥責。吳佩孚對張作霖不假辭色，但對曹錕依然恭敬有加，曹錕也不過做做樣子。
1922年3月10日，吳佩孚發出電報，言辭為之一變，表示“服從曹使，對於張使采同一之觀念，既服從矣，其不反對也明甚”，並且聲明“表麵雖有奉直之名，內容實無界域之見”。看到這個電報之後，在京的北洋元老均以為事情出現轉機，趙爾巽、張錫鑾、王士珍、張紹曾、王占元、孟恩遠乃聯名通電，出麵調停，並希望曹錕和張作霖能夠盡快撤兵。其實，這封以吳佩孚名義發出的電報，根本不是吳佩孚發的，而是曹銳發出的，吳佩孚因為受到曹錕的斥責，所以沒有表態，從而被外間誤會。
其實到這個時候，直奉戰事已經不可避免，雙方調兵遣將，都已經誌在一戰。當時的日方比較傾向於奉軍，而西方國家則比較看好直係。所以戰事未起，美國公使休士便當麵勸告張作霖，要求其應該根據華盛頓會議的精神大舉裁軍。英國公使艾斯頓亦致電張作霖，聲明奉軍不得在京奉線駐兵。天津公使團亦根據《辛醜條約》，警告奉軍不得在天津駐兵，並且抗議奉軍占領塘沽車站。北京公使團方麵也警告直奉雙方不得切斷京漢線、京奉線、津浦線等鐵路線的交通，而此舉無疑也對直係更有利。
表麵上張作霖仍然在宣揚“直奉本屬一家，北洋團體萬無破裂之理”，並且致電楊以德，表示入津奉軍不會擅動曹錕宅內的一草一木，但奉軍依然不斷湧入關內。到4月初，張作相率領第二十七師、第二十八師入關，駐紮獨流南。10日，奉軍暫編第七旅入駐津浦線良王莊，張學良率衛隊旅進駐津浦線一帶。15日，奉軍進駐塘沽一帶。16日，奉軍將領李景林亦率部開到獨流。17日，張作霖命炮兵4營帶54門大炮進駐馬廠，以重兵進駐蘆台，另以一路奉軍開抵京漢線長辛店。20日，奉軍馬隊進駐通縣。張作霖任命張作相為關內軍總司令，並將奉軍改為鎮威軍。
曹銳和曹鍈雖然對奉軍一再忍讓，並且不欲開戰，但隨著奉軍逐漸南下，直係諸將便對這種綏靖政策大為不滿。曹銳和曹鍈都是曹錕的兄弟，曹銳在擔任直隸省長期間，靠“賣官”橫征暴斂，而曹鍈則是整日廝混於妓院裏，他所部的直軍第二十六師大部分軍官居然都曾是妓院的雜役，所以被人譏笑為“茶壺隊”（舊時妓院的雜役被稱為“大茶壺”）。這兩位爺平時隻懂得貪圖享樂，大難臨頭除了一味避讓想不出別的方法。曹錕眼看著在兄弟的唆使下，地盤快讓張作霖蠶食幹淨，再退下去自己在直係中的權威也將不複存在，於是不再理會這幾個敗家的兄弟，將指揮權授予吳佩孚：想打就去打吧！
事情發展到這裏，奉係這邊又發生了變化。原來，孫中山的北伐軍又不能按照原定時間出兵了，而北洋海軍總司令蔣拯也在上海宣布親直反奉，張作霖的反直戰線又出現了問題。21日，吳佩孚聯名直係諸將發出通電，曹錕的態度亦由弱轉強，奉軍此時其實陷於被動。張作霖慌了手腳的時候，吳佩孚卻開始積極布置軍務，反而對奉軍節節逼近。隨後，曹錕和吳佩孚由被動變為主動，接連發出措辭強硬的電文，讓張作霖應接不暇。反直陣線無法發揮效用，但直軍卻已經近在眼前，張作霖率先把箭搭到弦上，情勢所逼，已經不允許他再將上弦之箭取下來，硬著頭皮也隻能開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