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郭鬆齡和馮玉祥之間的聯係，主要依靠馮玉祥部“十三太保”之一的韓複榘。10月間，到日本觀操時，西北軍以韓複榘為代表，奉軍便以郭鬆齡為代表，二人在日本時便往來密切，開始籌劃合力反奉的事情。11月5日，韓複榘在回國之後，便趕到綏遠地區的包頭，將他和郭鬆齡密談的內容告訴給馮玉祥。
但馮玉祥與郭鬆齡並不熟，便請郭鬆齡親筆寫一個條約，韓複榘於是在1925年11月10日趕赴天津，將馮玉祥的話轉達給郭鬆齡。郭鬆齡當時正稱病住在法國醫院裏，便以馮玉祥為甲方、自己為乙方、李景林為丙方，擬定了一個密約，這個密約以甲、乙雙方簽字即生效。這個密約很簡單，分為四條：
一、張作霖與日本帝國主義勾結，簽訂禍國條約，圍攻國民軍，郭鬆齡誓死反對。二、奉軍進攻國民軍時，郭鬆齡部即倒戈相向，回攻奉軍。三、擊敗奉係之後，郭鬆齡部即退出關外，專意開發東北，不再過問關內之事。四、直隸、熱河劃歸李景林。
這份密約中的第一條是郭鬆齡捏造的理由，因為張作霖並沒有和日本簽署條約。在擬定好了密約之後，郭鬆齡便委派自己的親信秘書李堅白和三弟郭大鳴隨韓複榘到包頭和馮玉祥會晤。馮玉祥對這份合約沒有異議，隻是加了一條，要求郭鬆齡的部隊統稱為東北國民軍，然後在密約上簽了字。在這份密約上還多出了一個名字，那就是另一位奉軍將領李景林。關於李景林反奉的原因也有很多，李景林也是大學係將領之一，屬於奉軍中的實力派人物，也是支持“驅楊”的大學係主力人物之一。所以，李景林在這次密談中沒有親自出馬，而是由同為大學係的郭鬆齡代為出麵與馮玉祥接洽。
隨後，馮玉祥又派參謀長熊斌和京漢鐵路局局長王乃模到天津，將馮玉祥簽過字的條約交給郭鬆齡，郭鬆齡對密約內容完全同意，遂欣然簽字。在條約簽訂之後，郭鬆齡又在天津督署召開軍事會議，郭鬆齡的參謀長魏益三、馮玉祥的代表熊斌以及李景林都參加了這次會議。李景林一見到熊斌，首先表達了對馮玉祥部在直隸動作的不滿情緒，熊斌則表示馮玉祥已經下令製止兩軍發生摩擦，“今後彼此一家，當更不成問題”。
就在反奉同盟訂約之際，20日，張作霖忽然致電郭鬆齡，命其盡速回奉天一趟。其時大學係和士官係的矛盾早已經半公開化，張作霖原本重用士官係，奉軍中能打仗的唯有郭鬆齡。孫傳芳正在東南一帶秣馬厲兵，此時郭鬆齡在天津稱病自然是表達不滿。張作霖素來不喜這個沉悶的“郭鬼子”，但此時諸將皆敗隻剩郭鬆齡可堪大用，加上士官係和大學係的矛盾逐漸公開，張作霖既要考慮穩定軍心，又要盡量安撫郭鬆齡，讓他帶兵南下盡快解決東南的危機。
為了盡快促成郭鬆齡北上，張作霖又致電在天津的張學良，讓他專門去請郭鬆齡。正是這次會麵，郭鬆齡向張學良透露了自己準備反奉的計劃。郭鬆齡知道張作霖電召他北上，是要催促他盡快去進攻孫傳芳，但郭鬆齡表示“東北的事叫老楊這幫人弄壞了，安徽、江蘇之敗，斷送了三個師的兵力。現在老楊又包圍老將，給他們去打地盤，這個炮頭我不再充當了”，隨即便向張學良進言，“要把東北事情辦好，隻有把老楊這幫留學生趕走，請少帥來當家”。對於郭鬆齡的提議，張學良當時沒有顯露任何異常神色，但是已經知道天津不能再待，旋“潛行搭乘北寧路火車東返”。
張學良離開之後，郭鬆齡便準備提前發動兵變，他派秘書齊世英專門到黎元洪官邸去邀請饒漢祥。饒漢祥是黎元洪的幕僚，黎元洪當總統時，饒漢祥曾出任總統府秘書長，以擅寫電文著稱。在民初，電報戰是很重要的一環，所謂“先聲奪人”，奉係軍閥在兩次直奉戰爭中都吃過電報戰的苦。張作霖方麵並沒有寫電文的高手，郭鬆齡請出饒漢祥，便是想在電報戰上奪得先機，贏個“開門紅”。
當初黎元洪當總統時，饒漢祥多次代擬電文，幫黎元洪贏得了不少政治形象分。但這次被郭鬆齡請出來專門代擬電文，饒漢祥似乎是太想表現一下自己，他擬就的電文典故艱澀難懂，大量使用生僻複雜的漢字，而且盡是類似“設使前逢堅壁，後遇奇兵，流馬難輸，懸車莫渡，畢修之頸，方傳趙帳”這種文縐縐的句子，好多人看了半天，隻覺得雲裏霧裏，不知所雲。直到郭鬆齡一連發了三次通電，人們才看明白——郭鬆齡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