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顏惠慶攝政以後，因為各部總長持觀望態勢，不入京就職，他自覺無趣，便想找個台階下台得了。隨著吳佩孚、張作霖都準備入京以解決時局，財政總長顧維鈞、農商總長楊文愷、海軍總長杜錫珪、交通總長張誌潭均表示可以就職，顏惠慶也不再嚷嚷著要隱退。吳佩孚的代表齊燮元在自北京回到漢口以後，曾致電北京政府，表示杜錫珪、楊文愷、張誌潭將會和吳佩孚同車北上就職。
在北上途中，吳佩孚免去了手下大將靳雲鶚的職務，據說是因為靳雲鶚反對聯奉反馮。張作霖獲悉以後，也解決了吳佩孚素來不喜歡的趙傑部，以投桃報李。在吳佩孚北上的同時，張作霖亦自奉天動身，他的衛隊由張學成率領，於1926年5月31日上午10時抵達天津，分駐直隸。衛隊雖然進駐京畿，但張作霖到6月5日才姍姍起身，由鄭謙、楊毓珣和八大處隨員陪同。5日晚，奉軍將領張學良、褚玉璞、李景林到唐山恭迎，張作霖則於6日晨抵達天津。
張作霖到天津時，吳佩孚則身在保定，在兩位派係首腦未見麵之前，由雙方的幕僚召開了巨頭會議的預備會，會議預定三天，主要討論軍事、政治和法律三方麵。前兩天雙方主要是交換意見，對軍事方麵並沒有太多分歧，同意奉、直兩方合作進攻馮玉祥的西北軍，其中，以奉軍攻多倫、吳軍攻南口，直魯聯軍主持後方，各軍糧餉自籌，張作霖和吳佩孚相約不與國民軍單獨講和。
但是說到政治方麵和法律方麵，雙方便生出分歧，分歧的根本是護憲問題。吳佩孚所護的“憲”乃是曹錕賄選後頒布的憲法，也就是“曹氏憲法”。而奉係發動第二次直奉戰爭，高舉的便是反對賄選的大旗，如今卻要食言支持賄選後頒布的憲法，自然是張作霖所不情願。於是，張作霖又將原本留守奉天的楊宇霆調入北京，楊宇霆和張其鍠這兩位直奉兩派的首席智囊坐到了一起，經過新一輪的討論，雙方最終又回到了5月4日的情況：暫時擱置憲法問題，待軍事行動結束以後再行討論。
會議結束以後，張其鍠就回到保定向吳佩孚報告商定的結果。20日，顏惠慶召開內閣會議，選定杜錫珪代理國務總理。杜錫珪這個代理國務總理，其實就是為了促成張作霖和吳佩孚的巨頭會議，所以杜錫珪一就任，便分別致電張作霖、吳佩孚，促其二人盡快入京。
其實，二人此時入京已經沒有太多實質性的意義，該解決的問題已經在預備會議中解決，懸而未決的問題二人即便入京也難以解決，這個時候的張、吳會麵，不過是例行公事地走個過場。
25日，張學良和張宗昌自天津趕赴北京，先行為張作霖打前站。26日，張作霖抵京，隨後下榻順承王府，並接見奉軍諸將及杜錫珪內閣閣員，此後又專門去拜訪王士珍、趙爾巽等北洋元老。吳佩孚則於27日離開保定，翌日抵京，隨後下榻王懷慶私邸。吳佩孚抵京之後，張作霖親自驅車拜訪，吳佩孚亦在大門口相迎。張作霖告辭後，吳佩孚則前去拜訪王士珍、趙爾巽等北洋元老，隨後到順承王府答拜張作霖。
在順承王府，吳佩孚與張作霖結拜為兄弟，因為吳佩孚比張作霖年長兩歲，便當了兄長。結拜之後，張作霖非常高興，還特地合影留念。中午，代理國務總理杜錫珪和顧維鈞、張國淦、任可澄、楊文愷、張誌潭等五閣員在懷仁堂盛宴款待雙方，除了張作霖和吳佩孚以及二人的隨行人員，還特地邀請趙爾巽、王士珍、孫寶琦作陪。正式的巨頭會議便在懷仁堂舉行，但是隻進行了短短半個小時便告結束。
就在懷仁堂宴會結束的當晚，吳佩孚即率領隨員出京抵達長辛店，準備在南口與馮玉祥部交戰的事宜。張作霖則於29日返回天津，一回到天津，張作霖便解除了李景林的軍權，據說是為了清算郭鬆齡倒戈時的舊賬。張作霖罷免李景林，事先沒有任何征兆，完全是雷霆手段，看得張宗昌訝然失色。同時，張作霖又與吳佩孚、閻錫山聯合通電宣布討馮，並下達總攻擊令。
吳佩孚將進攻南口的任務交給了心腹田維勤，結果田維勤久攻不下。而另一方麵，唐生智投靠北伐軍，湖南的戰事也出現了變化，萬不得已之下，吳佩孚隻好將對南口的主攻任務交給奉軍。張作霖於是將奉軍兵分三路，任命褚玉璞為總指揮，以徐源泉為第一路、榮臻為第二路、韓麟春為第三路，張宗昌擔任前敵總司令，張學良擔任後方總司令。在奉軍的猛攻之下，劉汝明漸漸不支，終於撤出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