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時代，以帶兵軍紀嚴明著稱的，首推三個人：吳佩孚、馮玉祥和張作霖。吳佩孚是秀才出身，動輒就滿口“大義”，秀才統兵，令行禁止是第一位的，但是等到查家墩再起，吳氏的兵東拚西湊、素質很差，軍紀雖在，但下麵的人當不當回事便不知道了；張作霖雖然是土匪出身，卻最注重軍紀，不過後來勢力大了，手底下人多也雜，就管不過來，嫡係的第三軍倒是軍紀嚴明，結果讓郭鬆齡倒戈一下子搞得損失殆盡；馮玉祥也是以統兵嚴格著稱，但手底下的將領水平太一般，所謂的“十三太保”給奉軍一衝擊就散掉了。
（一）
直奉攜手擊潰了馮玉祥部之後，吳佩孚就趕回湖北去穩定局勢，而張作霖隨後不久也回到了奉天。但是1926年的夏秋之季，注定是直係軍閥最後的時光，吳佩孚自東山再起之後，便已經不複舊日的威風。北伐軍長驅直入，兩湖轉瞬就被攻克，吳佩孚回到湖北也於事無補，抵擋一陣，就匆忙撤回河南。在漢口與北伐軍的一戰，可以說是直係軍閥吳佩孚最後的演出，待他敗回河南，所有人都知道吳大帥的輝煌已經屬於過去。於是，直係軍閥便不再買他的賬，手下大將靳雲鶚與他交惡，河南的各派軍閥也不再服他管，他本想著回河南召集舊部反攻兩湖，結果竟沒有了下文。
另一位直係大將孫傳芳，在吳佩孚被北伐軍打得節節後退的時候，卻采取了坐山觀虎鬥的態勢，隻想著北伐軍與吳佩孚鷸蚌相爭，他來個漁翁得利。哪知道吳佩孚兵敗如山倒，輪到孫傳芳對抗北伐軍，他也好不到哪裏去，江西、福建各地很快就被北伐軍接收。孫傳芳本來是想借吳佩孚和北伐軍兩虎相爭之後，撿個大便宜，哪知道反而成全了北伐軍，對北洋軍閥各個擊破。
到10月間，北伐軍勢不可擋，北京的北洋政府就變得風雨飄搖。杜錫珪本來是靠著吳佩孚才當上內閣總理的，吳佩孚既已戰敗，傾向奉係的官員便不把他放在眼裏。待孫傳芳也屢戰屢敗，政務也愈加棘手，北伐軍眼看著就要北上，他便積極請辭。5日，改由財政總長顧維鈞兼代閣揆，顧維鈞是外交官出身，在巴黎和會上一鳴驚人。張學良在京時，經常出入顧維鈞的私邸，晚年談及顧維鈞，再三表示“我和他兩家很好”。
顧維鈞能夠代閣揆，自然得力於張學良的推薦。到了晚年，張學良品評民國的風雲人物，評價最高的，一個是周恩來，一個就是顧維鈞，張學良說顧維鈞“實在是個能幹的人，但是他不賣力氣。他要是真賣力氣他真行，可是他不賣力氣”。
不知道代閣揆的時候，顧維鈞是不是“不賣力氣”，但是他代揆一個多月，卻沒有任何作為。於是在11月9日分別致電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閻錫山和張宗昌，“維鈞以身許國，何敢告勞。惟似此情形，在個人之負疚猶小，而國家之陷溺彌深。所冀諸公共發宏謨，早戡國是。維鈞立可進而讓賢，退而補拙”。
可是這封通電發出去，這幾位巨頭卻沒有幾個人理會。吳佩孚陷於河南早沒有了發言權，孫傳芳則正在東南苦戰，閻錫山自來都是偏安山西的土皇帝，張宗昌的山東旦夕之間也在北伐軍的槍口下，奉係大佬張作霖便成為焦點。此時長江半壁已經在北伐軍的控製下，早在北伐軍進攻湖北的時候，本已下野的馮玉祥就自蘇聯回國，隨後就任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西北誓師響應，揮師開入潼關。
北洋政府此時正是危急存亡關頭，眾望所歸的張作霖在10日由奉天入關，隨後抵達天津。和北洋係之前曆次的政府事務一樣，先在天津想好策略，進京之後再著手解決。當時北洋軍閥的各派勢力，最完整的就是奉係，可以說是“兵多、械精、餉足”，以戰鬥力來說，似乎也是以奉軍最強。所以抗衡國民革命軍和整頓北京政府的事情，幾乎全都維係在了張作霖身上，這是北洋軍閥自創建以來從未出現過的局麵。
以前的皖係、直係和奉係，雖然相互征戰，但是卻相互依存。皖係軍閥戰敗以後，但其勢力仍然尚存，才會有直奉戰爭中的反直同盟；而直係軍閥戰敗以後，其勢力也沒有完全瓦解，孫傳芳割據東南，吳佩孚也很快在湖北東山再起。但是到此時此地，直係的力量已經奄奄一息，皖係的力量早已經散盡，可以說是奉係軍閥獨木支撐著北洋政府。這既是張作霖最想要的局麵，也是張作霖最不願意麵對的局麵。
首要的問題是北京政府，以前的臨時執政府是吳佩孚擁立的，張作霖雖有不滿，但是並沒有固執己見。如今吳佩孚已經成了強弩之末，自顧尚且不暇，哪裏還顧得上北京政府的事情？到了這個境地，北京政府便完全由張作霖做主了，那麼張作霖又該選擇誰來執政呢？是抬出北洋元老段祺瑞、王士珍，還是以張作霖自己來主政？張作霖其實有心自為，但覺得這樣的關鍵時刻，不宜因為此事引起北洋內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