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晉奉之戰，沒有讓閻錫山和張作霖名留青史，卻成全了傅作義和張學良。傅作義以固守聞名，自守天鎮始被稱為“守城將軍”，固守涿州更是其一生中軍事生涯的轉折點。自涿州戰後，傅作義之名天下皆知，綏遠抗戰時毛澤東致信傅作義，內有“涿州之戰，久聞英名，況處比鄰，實深馳係”。而少帥張學良亦憑借圍攻涿州為中外矚目，在攻堅涿州時，張學良親臨前線，從容指揮，與傅作義上演了民初最驚心動魄的一場對攻，與涿州之戰相比，北洋軍閥那些動輒冠以“大戰”的交火，就像是小兒科了。
（一）
既然沒有什麼交情可講，閻錫山就率先動手了。奉軍論數量論素質遠遠都要強於晉軍，但問題在於，奉軍經過郭鬆齡倒戈元氣大傷，而張作霖急於求勝，不等養精蓄銳便大舉南下。在入關以後，便馬不停蹄地與西北軍激戰，隨後又分兵入豫、援孫，待與閻錫山陳兵直隸，奉軍幾乎沒有多長時間休整。加之奉軍的精銳之師本來就傷亡殆盡，後招入的官兵素質肯定參差不齊，況且又沒有時間練兵。而反觀閻錫山方麵，可以說是以逸待勞，所以麵對強於自己的奉軍，反而能夠占據先機。
1927年7月17日，晉軍占領石家莊，奉軍則退守正定，隨後晉軍便向南推展到順德。19日，晉軍徐永昌部進駐石家莊，奉軍遂於正定、定州、保定布置三道防線。22日，張作霖向山西代表提出晉軍撤出石家莊的強硬要求，在保定、德州之奉軍則準備對河南的馮玉祥部大舉進攻。25日，張作霖和張宗昌分別派遣代表赴太原向閻錫山提議，請求撤走駐紮在石家莊的晉軍，以便奉軍南下進攻馮玉祥軍，閻錫山對此置若罔聞。
到這種時候，閻錫山儼然已經是準備和張作霖開戰了，但張作霖卻並不想把閻錫山逼上絕路。因為張作霖這個時候不隻是要對付閻錫山，西北的馮玉祥步步緊逼，南麵還要援助孫傳芳進攻北伐軍，在這個時候穩住閻錫山，比激怒閻錫山更有用。況且閻錫山這個人，“無利不起早”，慣會順勢而為，隻要張作霖能夠抵擋得住北伐軍和西北軍，逐漸爭取到主動權，閻錫山自然就會再度投向奉係。
對張作霖來說，以奉軍之力要同時應付三方麵的敵人確實有些慌亂，恰在這個時候，國民政府爆發了寧漢分裂事件，北伐軍無力繼續北上，這樣的天賜良機張作霖自然不能放過。於是張作霖命令孫傳芳、張宗昌即刻攜手南下，借寧漢分裂，國民軍戰意鬆弛，好將他們一舉擊潰。奉軍趁機攻克徐州，這時北伐軍已抽調軍隊南返，預定留在前線作主力軍的隻有王天培部第十軍。
趁著寧漢分裂，張作霖一邊援助孫傳芳收複東南失地，一邊派張宗昌率部開赴隴海線一帶進攻馮玉祥部。張宗昌和馮玉祥的部隊，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風格：張宗昌屬於蠻幹的類型，他的部隊在奉軍中軍紀是最差的；馮玉祥則是靠練兵逐漸起家的，對下屬要求極為嚴格。張宗昌碰到馮玉祥，就在徐州擺開陣勢廝殺起來，雙方在徐州激戰數日，張宗昌損失慘重，張作霖急電斥責張宗昌“久戰無功”。
而另一邊廂，已經投向奉係的孫傳芳雖然在東南一帶取得龍潭大捷，甚至間接促成了北伐軍總司令蔣中正下野。龍潭大捷之後，孫傳芳自恃人多勢眾，便準備利用寧漢分裂的機會，率兵盡快擊潰北伐軍。其實，“快”是孫傳芳的長處，當年驅逐楊宇霆、薑登選靠的就是“快”，但孫傳芳的“快”有個先決條件：就是對方得逃得比他更快。楊宇霆在逃跑上是一位大師，北伐軍卻沒有選擇跑，而是選擇見招拆招，因此孫傳芳的“快”就成了打得快、敗得快。
北洋軍閥時期的戰鬥，大多都是內部戰鬥，彼此都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因此不管打得多殘酷，打完了仗隻要能互相施個禮，多大的仇怨也就一筆勾銷了。但是到了眼前，孫傳芳所麵對的就不是北洋係的同僚或是同學了，而是新崛起的桂係和即將走上曆史舞台的黃埔係。就算是拐上十七八個彎，也套不上什麼關係，此時打起來自然是以命相搏，用一句大俗話講，就是“玩兒真的”。
而且在北洋軍閥時期，作為統帥拚的並不主要是指揮能力，而是“人品”。民初幾年比較活躍的北洋軍閥如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張作霖，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優點，就是禮賢下士，能力出眾的就提拔、就任用，而且他們都對自己要求比較嚴格，其中段祺瑞、吳佩孚這樣的激進分子更是對自己近於苛刻，下屬即便反對他們，也找不到什麼理由，他們的政治生命也就長久。當然，他們的由盛轉衰也非常簡單，那就是分贓不均，段祺瑞任由徐樹錚排擠靳雲鵬、曹錕疏遠吳佩孚、張作霖打壓郭鬆齡，都是賞罰失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