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說明,舊軍閥的那套舊規則本身就存在非常大的紕漏。出生入死就為求個名利,你要是這個無法滿足他,就很難給你全身心賣命。而且在那種多意識形態下並存的大時代,本身人的頭腦就容易發生變化,舊製度與新的革命環境共生的大環境裏,新興的東西必然會淘汰掉舊的。
(二)
史學家曆來把馮玉祥作為倒戈的典型,其實論起來,坐鎮山西的閻錫山才是此中鼻祖。單是在北洋軍閥時期,閻錫山就不停地在各方派係之間遊走,於是當我們曆數民初的北洋派係時,很難把他歸入哪個派係,但若以晉係來稱呼他又遠遠夠不上。待到北洋政府倒台之後,閻錫山的圓滑本色依然不改,甚至在修建鐵路時,閻老西兒都故意修得和國民政府不同,氣得蔣中正不止一次大罵“娘希匹”。
北洋政府晚期的閻錫山,因為逐漸成為主要的地方勢力,更是在直係、奉係和國民政府之間遊走,哪一方占了上風他便倚向哪一方。到吳佩孚淒然入蜀,孫傳芳東南兵敗,奉係在北方獨木難支,閻錫山便倒向國民軍。1927年9月27日,自張家口開往包頭的一列客車開到永嘉堡車站時,鐵軌忽然被拆毀,列車上的奉係大員於珍等人原本準備前往綏遠檢閱部隊,結果在高陽車站被晉軍商震部截留,押往大同。
張家口是察哈爾特區的區府所在地,當時屬於奉係高維嶽部控製。在列車突然失去消息之後,張家口車站就不斷向大同車站查詢該列車已經抵達何地,大同車站沒有給張家口車站任何回信。駐紮察哈爾的奉軍第九軍司令部聞訊之後,亦向高陽車站電詢,也沒有獲得任何音訊。當天下午,張家口便已經傳出晉軍出動攻奉的消息,察哈爾都統高維嶽獲悉此事之後,急忙調集所部開往前方阻擊,而此時晉軍已經占領柴溝堡。
然後,閻錫山即致電南京政府,宣布誓師討奉,同時將晉軍編為三個軍團,分別以商震、徐永昌、楊愛源出任總指揮。晉軍占領柴溝堡的時候,奉軍將領張學良、張作相正在京漢線檢閱部隊,聞訊後即於29日回到北京,張作霖同時電召楊宇霆、韓麟春、張宗昌等入京會商。關於晉奉關係,奉係本來打算讓與閻錫山關係親密的葛光庭赴晉去疏通,此時晉軍進攻奉軍,葛光庭不敢再入晉,於是和在京的尹扶一等聯名致電閻錫山,促請閻錫山能夠及時停兵,避免晉奉一戰。
隨後,閻錫山複電葛光庭等人,表示“誤阻奉方官兵前進一事,已嚴責大同駐軍切查”,葛光庭等人隨即再次致電閻錫山,“愛國愛民之忱,溢於言表,殊為可感。……北方大局安危,係於奉晉兩方,無端破壞,我帥諒不忍為”。其實閻錫山給葛光庭等人的電報,也就隻有不到一百個字,哪有什麼“愛民之忱,溢於言表”可言,閻錫山的電報含糊其辭,其實晉奉之戰已經爆發。10月1日,南京、上海的報紙就登出閻錫山的討奉電文,“我師旅久滯於途而士怨,車輛常留軍中而田荒,既忍無可忍,又望無可望,茲不得已,隨諸同誌之後,誓師北伐,以掃除三民主義之障礙,以達救國救民之目的”。
閻錫山起兵反奉,自然不是草率行動,就在他與奉方周旋的同時,已經秘密與國民軍取得聯絡,很多黃埔軍校的學生紛紛投奔山西,到1927年的9月間,晉軍中的排、連、營長多為黃埔係出身。
閻錫山選擇黃埔係的學生出任營、連、排幹部,一則是因為黃埔係與北洋係並無瓜葛,兩軍對壘時不會有私心;再則黃埔係的學生當時正值青春熱血,對於掃蕩軍閥不遺餘力,有了這一幫黃埔係在晉軍中,等於是憑空多了一支敢死隊。
而對奉係來說,閻錫山的反目則是讓他們傷透了心。馮玉祥在1926年進攻山西的時候,閻錫山電請張作霖馳援,奉軍可以說是不分晝夜地開赴山西,待打敗了馮玉祥部之後也沒有滯留,依然把山西還給了閻錫山。如今時隔一年,閻錫山便轉身來進攻自己的恩人奉係,這可以說是繼郭鬆齡倒戈之後對張作霖的又一打擊。10月2日,張作霖亦發出討伐閻錫山的通電,“今閻錫山被人利誘,甘為戎首,是破壞北方大局者,閻錫山一人當負其責”,並致電褚玉璞、高維嶽等,“既屬人民之公敵,亦為國法所不容,應即聽候嚴行查辦”。
5日,張學良、韓麟春亦致電閻錫山,“三晉河山,艱難締造,十有六年。公苦心碩畫,世所傾慕。今忽徇局外之誘,興無名之師,徼非常之獲,不至糜爛其民不已,表裏山河,必無恙乎?……今昔相衡,吾友安在?往事已矣,公既有必戰之心,學良、麟春無退縮之理,鞭弭周旋,事非獲已,臨書待命,不敢告勞,即承動定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