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期以來的貧富分化趨勢,在“二戰”後得以徹底扭轉,很多資本在戰爭中被摧毀,世界經濟得以重新洗牌開始。戰後90%的人可以得到總收入的65%,而且這種情況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可是自從裏根開啟了新自由主義之後,曆史開始重演,10%的人的收入不斷上升,到2010年占總收入的比重已經超過了50%。可見,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全球化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其社會基礎一定會鬆動,這也是出現特朗普現象的原因。
“二戰”之後,世界範圍內“百廢待興”,當年創建自由國際秩序可能有單一霸權的實際需要,但是這個秩序一旦建立以後,體係的維係就未必需要單一霸權了。相反,那個單一霸權反而會越來越以自我為中心,削弱這一協作體製的合法性。
過去30年國際經濟秩序已經展現出美國相對衰落、不斷遭受單邊主義衝擊的韌性和彈性,所以說這個體製一直在演進,它並沒有停滯,也不會完全倒退。美國的相對衰落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但是一係列的現象已經彰顯出嚴峻的勢態。美國逐步退位,世界正好可以借機修補自由國際秩序,改革全球治理機製,這應該是一個極好的曆史機遇。
二、美國的逆全球化浪潮
美國的領導角色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退縮,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累積到現在已經有30多年了。當然,美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新科技帶動的經濟複蘇,所以在一些新興產業領域處於領先地位,因而才有信心出台一係列自由貿易協定。另一方麵,即使美國不再扮演領導角色,國際自由秩序也依然在不斷演進,而且世界也在適應美國不再扮演領導角色這一事實。
其實美國建構的架構仍有足夠的彈性容納領導權的和平交接。美國當初在製定這些條款時,並沒有想到自己有可能被他國取代,但是有些國際規範和條約乃至組織章程中卻留下了這種更替的空間。某種程度上,既有全球治理體製不見得不能適應新的結構和形勢,甚至也一直在改動中。
當前還有一個重要變化,那就是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骨幹,是支撐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進力量,也是未來二三十年全球治理體製改革的主要動力來源。G20的治理變化就代表著一個重要轉向。第一次G20峰會是2008年11月在美國召開的,但是美國的領導角色卻在不斷萎縮。2016年在杭州召開的G20峰會,是對G20的重新定位,中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躍升為全球經濟治理議題的主要倡議者與共識營造者。中國開始推動G20任務的升級,從危機後應對全球經濟衰退、保護主義蔓延及金融不穩定問題的短期任務向長期任務轉變,著手設計世界經濟長期可持續性增長及全球治理改革議程。這既是G20峰會本身的一次重要跨越,也充分顯示了原有國際體係的韌性。
2015年,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了全世界最大的貿易國,中國、印度、德國三國在國際貿易總量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而美國相對比重在逐漸減少,歐洲其他國家萎縮得更為嚴重。僅從世界貿易體製來看,各國影響力已經出現戲劇性變化。
再看全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近年來,世界經濟一直在減速,尤其是2008年、 2009年以後,但還是維持了3.6%到3.7%的增長率。世界經濟增長來源三分之一以上來自中國,其他則來自金磚五國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這些加在一起占到了70%以上的比重。換言之,非西方國家從金融危機以後已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
普華永道智庫預測未來全世界經濟的主角將不再是傳統的G7而是E7,就是七大新興市場(emergingmarket)國家, 即中國、印度、俄羅斯、印度尼西亞、土耳其、墨西哥、巴西。以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事實上2013年E7的經濟總量已經和G7並駕齊驅;從長期趨勢預測,到2040年E7的規模將達到G7的兩倍,因為歐洲和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將會變得非常緩慢。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將完全過渡到非西方世界全麵崛起。
發展中國家開始提供國際財政和公共服務。在國際事務中,中國以前都是搭便車,從來沒有充當過領導者的角色,更不用說提供國際公共財政了。但是最近兩年變化很大,中國已經在提供補充性或替代性國際公共財政,而且範圍與數量都非常可觀,雖然有些方麵做得還遠遠不夠,但在有些方麵甚至超過了美國等西方國家原來扮演的角色。
比如,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中國和日本開始合作推動“清邁協議”,這一協議後來又演化成各種雙邊或多邊換彙協議。如果某一國家出現外彙危機,或者某個國家貨幣被惡意做空,各協議國的央行就可以按照協議提供緊急融資。隻要有這樣的機製存在,如索羅斯這類金融炒家就不敢輕易動作了。
再如,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需要長期融資,世界銀行與美洲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相關國際金融機構其資本結構三四十年已經沒有什麼變化,融資功能也不斷萎縮,在滿足今天發展中國家所需的中長期融資方麵,所能發揮的作用已經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