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最近十年，中國進出口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對拉丁美洲、非洲國家的融資總額已經遠遠超過世界銀行與其他所有開發銀行的總和，現在又開始建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都是中國配給補充性或替代性國際公共財政的具體表現。
統計數據表明， 2015年，大約五分之一的聯合國維和部隊人員來自中國，而印度在同期甚至派出了更多的部隊。在印度洋打擊海盜的行動中，中國海軍貢獻巨大。中國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在過去的時間裏，從來沒有對聯合國拖欠經費。盡管較難得到確切數字，但是中國在過往數十年裏，向世界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援助和人道援助，而且近年還大力推行了一係列舉措，強化相關地區的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連通。
1950年至2016年，中國在自身長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情況下，累計對外提供援款4000多億元人民幣，實施各類援外項目5000多個，其中成套項目近3000個，舉辦11000多期培訓班，為發展中國家在華培訓各類人員26萬多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累計吸引外資超過1.7萬億美元，累計對外直接投資超過1.2萬億美元，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年均在30%以上。這些數字，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的。
中國建構了科技協作與政策協商的機製。中國的北鬥衛星定位係統現在也成為了GPS定位係統的替代產品，而且還具備緊急通訊功能。今天，中國正與“非洲聯盟”聯合推進非洲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八橫八縱”，以高速光纖為骨幹網絡，總長度達15萬公裏，穿越48個國家、72個城市。這一計劃將推動非洲的數字基礎建設整體上脫胎換骨。作為非常重要的公共財政項目，這既是任何一個非洲國家所無法獨立提供的，也是西方國家不願意提供的。科技發展為人類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和生活的便利，但由此也引發利益協調和社會風險控管的問題，有待於全球治理體係建設的係統的思考和作為。
中國建構了全方位、多層次的政策協商機製。這個立體機製的頂端設計包含兩個平台，一個是G20，包括全球所有主要經濟體，即西方國家、新興市場國家、產油國家，這是最重要的；第二，與之平行的則是“金磚五國全球峰會”，原來金磚五國峰會是封閉的，隻有五個國家，並不包含E7裏麵的所有國家。金磚五國機製運行了九年之後，2017年的廈門峰會，中國主動提議把所有重要新興市場經濟體都吸納進來，包括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土耳其等國家，成為“金磚國家+”，這一平台將在事實上促使新興市場國家在G20裏麵成為主導力量。
中國政府也全方位與所有區域建立多邊協商平台，包括中國歐盟峰會、中國與中東歐16+1領導人會議、中非合作論壇、中國與東盟10+1峰會、東亞峰會、中國與阿盟峰會、中國與拉美加勒比海共同體部長會議以及2017年啟動的“一帶一路”峰會等等。同時，上海合作組織也將為“一帶一路”的推進提供安全合作屏障，尤其重要的是“上合組織”同時接納印度與巴基斯坦為新成員國，未來還可能接納蒙古、伊朗與土耳其等新興市場國家。
全球治理機製改革的曆史性機遇由於美國的逐漸退位而開始出現。過往三十年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已導致戰後以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社會基礎出現了動搖，也亟待修補，以使風險與利益分配不均以及貧富分化導致的合法性問題及時得到矯正；另一方麵，受意識形態與國內政治的限製，美國在國際公共財政提供方麵長期處於供給不足、品質欠佳的狀態，很多世界急需的國際公共財政美國都不願意再提供。總而言之，現有的全球化治理機製，已經無法照顧到廣大非西方國家的生存與發展需要，也無法反映它們在世界經濟中作用的提升，跟不上日新月異的科技變化和全球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這意味著全球治理機製在未來必將發生巨大變化。[55]
中國所麵臨的內外挑戰是非常艱巨的。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如果缺少涉及大多數政府的規則和規範的複雜係統，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單獨提供全球公共服務或公共產品。中國所要做的並不是獨自應對世界上最複雜的挑戰，而是要建立和維持盡可能包容的秩序，避免別人擔心中國的崛起為世界帶來威脅。這也是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時代背景。美國的危機及其領導全球的意願和勇氣的不斷減弱，使中國增強了發揮更加顯著的全球作用的信心和緊迫感。
正如習近平在2018年8月27日“一帶一路”5周年座談會上指出的，共建“一帶一路”正在成為中國參與全球開放合作、改善全球經濟治理體係、促進全球共同發展繁榮、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懷柔遠人，協和萬邦”“不以意識形態劃界”等理念，使“一帶一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融為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