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浪潮推動了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一體化進程,同時也對政治一體化提出了緊迫的要求。
人類有史以來,由於相互隔絕或者聯係鬆散,人類治理單位長期停留在小規模上;今天,日益加劇的全球化浪潮已將傳統的治理主體帶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經濟和社會一體化，若不能輔之以政治上的一體化,就必然引發空前的國際性、世界性的矛盾和衝突。一位美國經濟學家認為,從經濟上說,我們生活在一個非常接近的世界環境中,而麻煩和困境出現在政治領域。[56]
全球化正在改變著我們的世界,因為它增強了經濟競爭和政治防禦。但是，全球化問題十分複雜：一方麵是經濟和社會生活上的全球一體與相互依賴,另一方麵卻是基於傳統的國家主權治理模式之上的經濟競爭和政治防禦,兩股對立的力量扭曲了人類社會的內在結構。
什麼是解決之道？馬克思以唯物辯證法和曆史唯物論為武器，科學地論證了國家消亡的必然性、可能性和現實性，作出了符合人類曆史發展規律的科學預見。國家的消亡既是馬克思的社會理想的承諾，也是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曆史圖景”。我們應從社會理想和曆史真理在人類實踐活動中生成的高度去理解國家的消亡，從而澄清馬克思的國家消亡論既不是烏托邦的神話，也不是“宿命”的機械曆史決定論。在國家尚未消亡的現階段、現時代，我們應當可以得出結論，一種更為包容性的全球治理模式才是解決之道，同時也是通往未來“國家消亡”“世界大同”的必經之路。
在2018年11月18日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六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習近平針對亞太問題給出了答案。他說“智者順時而謀”，站在曆史前進的十字路口，我們應該認清世界大勢，把握經濟脈動，明確未來方向，解答時代命題。第一，堅持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構建開放型亞太經濟。第二，堅持創新驅動，培育增長新動能。第三，堅持完善互聯互通網絡，促進包容聯動發展。第四，堅持深化夥伴關係，攜手應對共同挑戰。
一、突破狹隘主權治理，創新全球治理理念
全球化與主權國家治理模式之間的衝突是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無論是民族國家內部的各種社會矛盾,還是無休止的國際爭端、生態環境的惡化,都起源於這一矛盾。“多元治理模式”試圖彌補主權國家治理模式的缺陷,通過全球治理解決人類共同麵臨的生存危機。
多主體國際治理的努力確實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貌似“神聖”、實則“自利”的國家主權盾牌和至高無上的國家利益，為全球治理行動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在遏製戰爭、防治艾滋病、克服經濟危機和阻止生態環境惡化等方麵,國際組織已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各類國際組織在維護人類共同利益方麵所作出的努力,遠遠小於自私的民族國家對全球公共利益的損害。
更令人擔憂的是，與國際犯罪集團相比,聯合國等主要國際組織的經費微不足道。安理會大國美國還經常拖欠聯合國會費，最近美國總統特朗普甚至表態要大幅縮減會費;對主權國家的犯罪行徑,國際組織也很少能有效加以阻止。國家之間的惡性競爭在強大的科技和軍事力量支持下,正在把人類推向毀滅的邊緣,對此,國際組織幾乎束手無策。多元治理模式終究難以突破傳統國家政治的意識形態和體製約束,因此,也就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人類治理結構中的深層矛盾。
究其根源，在多數曆史時期內,人類的治理從來沒有以人類為最高單位,相反,自古以來,人們一直以低於“人類”的組織為治理單位,如部落、城邦、國家、民族或地區等。在全球性危機麵前,基於民族國家本位的人類治理模式充分暴露了其犧牲人類整體利益的本質缺陷,國家本位已經成為全球治理的最大障礙。
人類治理的曆史是一個不斷升級和優化的過程,既然主權國家治理模式和多元治理模式無法消除或控製人類的原始敵對情結,也無法終結基於這一情結的惡性集體競爭,新的治理模式就必然會應運而生。順應全球化大趨勢,人類政治生活必將發生一場真正的革命,這場革命不再僅僅是組織效能的提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倫理上的躍遷。從人類整體的存在和個體生命的價值出發,建立全球一體化的治理體係,是人類唯一光明的選擇。否則,我們就隻有在傳統的主權國家框架之下,目睹科技和資本的魔力在“自利”中加速膨脹,直至將哺育它們的人類文明徹底毀滅。
全球治理模式是一個亟待探索的重大課題。首先,我們必須研究什麼是全球治理主體,其主要職能是什麼,以及這一主體如何產生。其次,我們必須界定國家機器在全球治理係統中的地位、功能和管轄範圍,劃分全球治理主體與民族國家之間的職能分工。
全球治理的主要內容包括:全球政治治理、全球經濟治理、全球生態環境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教科文衛的治理以及外太空治理(其他的職能交給國家和民間管理) 。這些關係到人類和平和繁榮的關鍵問題隻有通過全球治理才能得到根本的解決。
全球治理無疑是人類曆史上最具革命意義的進化。如果能夠實現,人類將徹底超越原始的動物屬性,文明也將翻開嶄新的一頁。治理創新包括我們可以假定，創設統一的“世界政府”實施全球治理,可以減少大量的公共管理成本,尤其是軍事開支和國家競爭時代的國民經濟管理成本,人類的生活質量和安全保障將大大提高,人類的創造力將更多地用於有益文明發展的事業而不是自私或罪惡的領域。毫無疑問,在全球治理框架之下,民族國家將失去昔日的主權屬性,而降級為一個區域性的公共管理子係統,它不再擁有傳統國家機器的一係列特權,而成為“世界政府”之下的一個喪失主權的地域。
我們還需要通過重塑文化來改造政治學。傳統政治學以國家政治為本位,將國家作為公共治理的最高單位,即使國際政治也常常被視為主權國家之間的遊戲。盡管國家主權已經麵臨來自基層和國際組織的雙重挑戰,當代政治學仍然固守國家本位的傳統,不願意越雷池一步。
政治學的使命絕不是因循守舊地維護著已經過時的政治體製。政治學應該是前瞻性的,應該順應曆史潮流,追求整個人類社會進步，探索新治理模式。然而,當代政治學已經成為工具主義的奴隸,滿足於細枝末節的實證研究,而對探索人類政治進化的方向興味索然。啟蒙時代政治學先驅們的探索精神早已蕩然無存,政治學家們對當代國家政治和國際政治的深層問題幾乎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突破傳統的國家本位,是當代政治學的緊迫任務;從全人類的視角審視政治的全新內涵,是21世紀新啟蒙的重大課題。[57]
古希臘時代，亞裏士多德開創了政治學研究的先河；啟蒙時代,近代政治學的先驅們突破了傳統政治的視野,為憲政民主政治提供了理論基礎；今天，在全球化浪潮和全球性危機的強大衝擊之下，人類治理進入了一個艱難的轉型期。當代政治學理應接過啟蒙時代的火炬，突破傳統政治學的思維定勢,為全球治理時代提供嶄新的政治學說，為全球治理提供全麵深入的製度設計，這無疑是21世紀政治學的首要任務。習近平首倡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探索人類政治進化指明了方向，為全球治理提出了理念，為人類未來走向指明了路徑。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及道路
曆史清晰地告訴我們，任何一個世界上的大國、強國，都是依靠改革創新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引領著人類文明火炬傳承與發展。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今天的中國經曆過近代國力孱弱的奮發圖強和改革開放的勵精圖治，比曆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有理由和能力擔當人類文明傳承的大任，重回世界舞台的中央，攜手各國打造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開啟新時代，共築人類命運共同體。
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一大外彙儲備國，也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成為拉動全球經濟複蘇的重要引擎，在重大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中國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也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強。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崛起，會對世界有什麼樣的影響，有人擔心中國威脅和侵害其利益，有人擔心中國重走曆史上大國崛起的老路，會挑起戰爭。中國需要向世界明確表明自己的態度，世界期待著中國的主張。習近平提出的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新理念，鮮明地表明了中國的態度，也可以說是中國為世界的未來提供的中國方案。
2013年3月23日，習近平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首次出訪，他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演講時，清晰而明確地向世界表明：“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係、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裏，生活在曆史和現實交彙的同一個時空裏，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