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衡
2003年歲末的一個下午，嶽南先生冒著凜冽的寒風，從亞運村來到北京大學我的寓所，將他的新著《天賜王國》書稿示餘，並請為其書序。我當時雖有些含糊地答應下來，但還是告之待看完全部書稿後再做最後定奪。嶽南走後，我用了三四天的時間翻完了這部洋洋三十餘萬言的紀實文學作品，覺得有話要說，也有話可說。於是決定寫出下麵幾段文字，與大家共享這部作品所展示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以及帶給我們的香甜與酸澀。
我真正接觸和了解三星堆文化，是在1996年遺址內兩個著名的祭祀坑發現、發掘之後。由於這兩個坑出土文物的特殊性與重要性，當時在學術界和社會各界引起了極大震動。此後不久，四川有關方麵在廣漢召開了一個全國性的學術討論會，我有幸被邀參加了這次會議並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之後幾年中，又受四川省文物考古部門之邀，前往三星堆發掘工地和博物館參觀考察過幾次，對遺址與出土文物的麵貌、性質以及發生發展的源流等等，有了進一步了解。圍繞這個文化主題，我也曾做過一點專門的研究。嶽南先生在這部書稿中所涉及的一些人與事，特別是對三星堆遺址曆史源流與文化方麵的描述，我不但不感到陌生，應該說還比較熟悉，並有些親近感與親切感。正是由於這部作品活靈活現的描述，引發了我的思緒再次向三星堆和曾在那裏工作過的朋友們飛去。
記得在1997年那個炎熱的夏天，我曾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寫的名著《三星堆·祭祀坑》寫了一篇簡短的序文。這篇序文和1986年在廣漢召開的那次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基本上代表了我的觀點和心聲。我曾這樣說過：
根據三星堆這個地方所出的陶器、陶片來看，它們的最早期肯定已經到了相當於中原地區的龍山文化時期，至少可以到龍山文化的晚期。因為有些陶片同中原龍山文化陶器口沿上的作風完全一樣。從現場觀察和從圖上看，三星堆遺址很有可能是一個古城遺址，它的規模比之於在中原發現的其他商城也毫不遜色，文化內涵十分豐富，是值得特別重視的。如果三星堆真的是個城址，首先碰到的就是時代問題，講到時代就同遺址的文化期有關係。所以，文化分期是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前一個時期，以四川學術界為首的眾多學者把三星堆文化分為四期是可以的，但是否還可以再細分或合並呢？我就不敢說了。談分期一般總是以地層為依據，而地層又是不能與分期畫等號的。這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要有一個較長時間的實踐與研究才能夠下最後結論。如果不把分期的問題解決，那麼，關於其學術價值等一係列的問題就不好定下來，例如城址的問題、遺址的性質問題、祭祀坑的問題以及銅器問題等等，都不好解決。
三星堆遺址的絕對年代究竟為公元前多少年？這是個說不準的事情。但是，在這一個地方發現就證明有它的延續性。所以，這個遺址的發現、發掘對於探討這一個地方的文明起源，或者國家起源等問題，都是很重要的。我曾對四川考古界的朋友們說過，隻能從三星堆遺址這個地方來考慮，不必更多地同中原去聯係。就是說，我們已經發現了很重要的遺址，工作就從解剖這個遺址開始。我看了幾次之後，認為解決這個問題有很大的可能性，而這一問題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自然是很重要的。從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可以追溯巴文化、蜀文化的起源，探索它是怎麼形成和發展的。從全國來講，這麼大的一個城址的發現是相當重要的，即在中國考古學領域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絕不可輕視。
當然，三星堆遺址的兩座商代祭祀坑的首次麵世，可以說是四川省乃至整個中國西南地區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所以說如此重要，是因為這兩座祭祀坑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它的周圍還分布有約十二平方公裏的同時期遺址。現經查明，在此遺址之上還包圍有邊長1800-2000米左右的城牆，祭祀坑就在城內靠南偏西的位置。據發掘者對我說，三星堆遺址是蜀國早期都城的中心部分。我看了之後，感到城牆的規模與鄭州商城不差上下，可以想見當時屹立在古代中國西南方的蜀國是何等氣派。大家知道，關於早期蜀國的曆史，文獻記載極其簡略，或者僅是神話傳說而已。早期蜀國曆史的重建，當然離不開考古學。由此發現，給四川省的考古工作開拓了廣闊的前景，在新中國考古事業中也立下了耀眼的豐碑。兩座祭祀坑發掘報告和相應的一些研究成果的出版發表揭開了早期蜀國曆史研究的序幕，這一豐碩成果的公之於世，是值得學術界為之共同慶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