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從地理位置看，無論是開明王建造的“赤裏街”，還是張儀修築的龜化城，繼之唐、宋之後崛起的新城，都和金沙遺址近在咫尺。也就是說，金沙遺址是已發現的成都城最古老的城址，是整個長江上遊和中國西南地區繼三星堆遺址之後，又一處最為重大的考古發現。它的意義不隻是對一座城市的研究至關重要，更重要的是它極大地拓展了整個巴蜀文化的內涵與外延，為探索古蜀文明發展的曆史提供了大量難得的實物資料。
透過金沙遺址的考古發現，結合成都平原先秦考古發掘與研究成果，考古學家初步認為，金沙遺址的時代上限可至寶墩文化（公元前2500-前1700年）時期，下限可至春秋時期。其主體文化遺存的時代當在中原地區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金沙遺址附近區域，以前曾發現過大量商代至西周時期的文化遺存，如位於金沙遺址北部的黃忠村遺址，就曾發現過與金沙遺址主體文化同一時期或稍晚的墓葬、陶窯和大型建築遺址柱洞等。而在金沙村的東部、南部也曾發現同一時期的文化遺跡多處。從考古學的劃分來看，此前發掘的三星堆遺址，文化最燦爛的時期約為商代中期。也就是說，金沙遺址的主體文化處於古蜀文化分期的中段。它晚於三星堆文化而稍稍早於成都市區1985年年底發現的另一處古文化遺址——十二橋文化。
有了金沙遺址的發現與發掘，結合成都平原的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的研究，就可以把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戰國時期的曆史文化脈絡連接起來。這對蜀文化的發生、發展、演變過程的曆史追索和學術研究，具有裏程碑式的重大意義。因為有了這樣的發現和研究成果，遂使此前不被國內學術界當一盤菜來看待的偏遠落後地區，一躍成為中國文明的起源與發展研究的重要區域之一。當然，金沙遺址的意義不隻這些，通過對其不斷的發掘與研究，還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和範圍內揭示金沙遺址與三星堆遺址二者之間的關係，並有助於加深對三星堆遺址以及兩個器物坑性質和出土器物文化內涵的認識，破譯古蜀文化遺留給後世人類的許多未解之謎，對建立整個商周時期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學年代序列和文化譜係，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和決定性的作用。
就金沙遺址本身而言，其豐富的文化遺存、精美的器物造型、發達的冶煉技術和高超的製玉、製陶工藝，以及複雜的聚落布局，包括宮殿區、宗教禮儀活動區、一般居住區和墓地等遺跡現象的發現，凸顯了金沙先民高度發達的文明，揭示了中國青銅時代西南地區較為發達和最具魅力的區域文化。這一獨特而富有鮮明個性特點的文化，作為中國青銅文化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又當之無愧地成為世界青銅文化大家庭中的一朵奇葩，在極大地豐富了中國與世界的多元性青銅文化寶庫的同時，也成為繼三星堆遺址發掘之後世界學術界關注和研究的熱點之一。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祭祀活動有著悠久的曆史和獨特的思想、文化與具體的操作儀式。金沙遺址所在的商周時期正是祭祀活動最盛行的黃金階段。這種活動構成了當時古蜀國社會生活中最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據朱章義等人員的考古勘察，金沙遺址祭祀區規模宏大，所探明的麵積已達到了一公頃以上。從已發掘的區域看，祭祀活動頻繁，方式獨特，品種繁多，文化堆積厚度高達四米以上。從出土的祭祀遺物所展現出的特點來看，各個小型區域出土的文物相對固定，沒有大麵積混亂局麵出現。這種格局當是由不同時間、不同內容的宗教祭祀活動所致。除此之外，考古人員還在金沙東北八公裏處的羊子山，發現了同時期的三層祭祀台。這一切充分反映了古蜀國祭祀活動的頻繁和宏大氣派。
除祭祀的功能之外，金沙遺址出土的遺物還具有多元性特征，與周邊地區古代文化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從出土的玉鉞、玉戈及玉器上的多種紋飾可以看出，商周時期成都平原和中原地區的關係十分密切。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的十節神麵紋玉琮、玉箍形器等珍貴器物的出土，盡管其中內含的許多未解之謎沒有得到破譯，但卻以鮮活的實物例證，證明了長江上遊和下遊地區早在三四千年以前就已經有文化交流的曆史。而出土的一件玉圭形器，周身陰刻的連體獸麵紋，就與中原地區西周早期銅鼎上的獸麵紋基本一致。出土的銅容器圈足上的紋樣，以雲雷紋為底，上麵再飾以夔紋。這些都是受中原商文化與周文化影響的結果。至於那些凹刃鑿形器、玉斧形器、有領玉璧形器等出土器物，則與東南亞地區青銅時代出土的同類器物及裝飾風格非常相似。這就從另一個側麵反映了商周時期成都平原和東南亞地區的古代文化之間已有了交往和相互影響，對於探索商周時期成都平原與東南亞地區青銅文化以及其他諸文化的關係，有著其他遺址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