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金沙遺址的發現、發掘取得初步成果，並在國內外引起震動之時，三星堆遺址的出土文物已走進博物館，開始登台亮相，對外展覽了。
1987年5月，四川省委宣傳部部長許川針對有關部門做出“進一步保護好三星堆遺址”的批示。隨後，四川省、德陽市、廣漢縣三家文化部門正式確定了三星堆遺址的重點保護區域和一般保護區域。同時決定拆遷遺址內所有的磚瓦廠。與此同時，三方提出了就地建立“三星堆遺址博物館”和籌建“三星堆工作站”的初步構想。
此時廣漢縣打報告向省裏索要的搬遷費仍沒著落，對於磚瓦廠的拆遷問題，在省、地、縣三方協商之時，廣漢方麵藏而不露，當場答應。但協商過後卻並不直麵鄉鎮官員和當地的工廠主及受雇的民工，並積極去做工作，而是把這個棘手的難題推到省文化廳頭上，迫使其出麵挑頭親臨第一線做具體的落實工作。省文化廳深知這一工作的難度，便指示省考古研究所出麵與當地具體協商解決。省考古研究所的負責人趙殿增接到領導的命令，自知使命難違，便做了一番思索與謀劃。他令陳德安以三星堆考古隊隊長兼工作站籌備處主任的名義，把此前由省、市、縣三方文化部門在協商中做出的搬遷決定，向當地磚瓦廠的廠主和民工們予以通報。按照這一指導思想和戰略方針，陳德安來到三星堆遺址保護區，把這一決定通知到各個工廠，希望對方盡快做出抉擇。這些磚瓦廠的頭頭腦腦及民工們，在經過反複權衡之後，決定找領導討個說法。於是，幾家工廠的頭麵人物湊到一起開了個會，決定進一步解放思想，放手發動群眾，把民工組織起來，齊心協力，先到縣再到省，挨家挨門上訪討說法。如果要磚瓦廠搬家可以，但必須拿出一筆搬遷費和安家費，否則不搬。在這種情緒主導下，各磚瓦廠迅速組織人員，組成了上訪隊，分乘兩台敞篷汽車一路鳴笛，浩浩蕩蕩地向廣漢縣城奔去。
這支上訪隊來到廣漢縣文化局後，說明了原因和要求。負責接待的領導聽罷，顯出一臉同情與為難的表情說：“你們的磚廠搬與不搬，縣裏並不關心，主要是省裏催著要辦，具體地說是省文化廳非要這麼辦。我們廣漢縣文化局是文化廳的下級單位，又是縣政府一個並沒有人瞧得起的科級小單位，平時‘掃黃打非’還忙不過來，對於你們這檔子事，我們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有苦難言，想幫也幫不上什麼。你們若肚子在吃飽之後還有怨氣，又覺得還有本事折騰幾個回合，那就趕奔成都，找省裏的領導當麵鑼對麵鼓地大戰一番去吧。”
這位領導的一席話說得眾人大眼瞪小眼，最後還是一位白發老者發話打破僵局道：“我看這事與廣漢沒啥子關係，都是省文化廳搞的鬼，大夥就不要在這裏幹耗著了，還是到省裏去吧。”眾人聞聽此言，齊聲嚷著：“好，好，就按您老說的辦！”而後呼呼啦啦地爭先恐後湧出了廣漢文化局那幾間略顯寒酸與簡陋的屋子。
三星堆磚瓦廠上訪隊乘車駛出縣文化局，一路急行來到了成都。拐了幾個彎之後，敞篷汽車順利地開進了四川省文化廳大院。上訪隊員從車上跳將下來，前呼後擁地來到了文化廳文物處辦公室。正在埋頭寫著彙報材料的一位處領導，發現自己的屋裏突然進來了黑壓壓一片如同電影裏上演的梁山好漢式人物，一個個臉色鐵青，二目圓睜，氣勢洶洶。這位處領導一時大驚，摸不清對方的來頭。但從來者的麵部表情、穿衣打扮和行為姿態上判斷，像是一群民工。這位處領導平靜了一下有些緊張的心態，犀利的目光在眾人臉上橫掃了一遍，聲音低沉有力地問道：“你們來這裏有什麼事嗎？”
人群一陣騷動，隻見領頭的分開人群擠上前來答道：“嗬，嗬，是這樣，我們是為了三星堆磚瓦廠的事來的。”
“磚瓦廠與我們有什麼關係，沒聽說文化廳要蓋房子嗬？”處領導做不解狀反問著。
“聽縣裏說你們文化廳不讓我們燒磚了，讓我們搬遷，我們來找你們理論理論，看這是咋整的事情呢！”領頭的上前挪了一步，漲紅著臉解釋道。
“我們文化廳不知道這搬遷的事情。既然是聽縣裏說的，那你們就去找縣裏的人好了，到我們這裏來幹啥？”處領導有些不耐煩地說道。
“那陳德安老師對我們說，省、市、縣已經決定讓我們搬家了，還要我們盡快搬遷，這沒有錢咋個搬法嘛！要我們搬可以，你們必須給錢，否則我們是不會受騙上當的。”
處領導一聽，立即火起，放高了聲音道：“我剛才已經告訴你了，這個事與省文化廳沒有任何關係，誰讓你們搬的家，你們就去找誰好了，不要在這裏扯淡了。”
對方聽罷，眨巴著眼睛望了處領導一眼，臉頓時漲得像個紫茄子，沉默片刻，以略顯沙啞、蒼涼的聲音道：“好吧，既然你們什麼也不知道，那我們也就不難為你了。常言說得好，昨天的路再長也短，今後的路再短也長，來日方長嘛，那咱們就走著瞧吧！”言畢，大手在空中猛地一揮，衝手下的隊員們重重地說了個“走！”字，率部走出文化廳辦公樓，乘上汽車，向省考古研究所疾駛而去。
陳德安在整理修複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器物
陳德安正在省考古研究所與修複人員一道清理從三星堆發掘出來的器物，聽說兩輛汽車拉了三星堆磚廠的幾十人要找自己興師問罪，立即意識到是為搬遷之事而來。在一時摸不清對方意圖的情形下，他立即向趙殿增做了彙報。趙、陳二人對可能的情況做了分析，認為無論是采取軟的還是硬的兩種極端方法，都不利於對局勢的控製，隻有采取和稀泥與搗糨糊的方法予以周旋，才能不把事情引到自己身上，並能順利地將這幫人盡快打發出門。按照這一戰略方針，陳德安主動下樓迎接，將來人讓入會客室，並仔細聆聽了對方興師動眾來成都的意圖。在一番唾液紛飛與亂哄哄的陳述、辯解、痛責、咒罵之後，眼看到了中午吃飯時候，經向趙殿增請示，陳德安強打精神，小心謹慎地帶著上訪隊的幾十名隊員，來到大門外一家飯館欲設宴款待。上訪隊員們一見，甚為感動，連呼“這一圈下來，總算遇到了與人民大眾心連心的好人，也總算找到了一個說理的地方了”。同來的領頭人受這種情緒感染，滿含感激之情地對陳德安道：“陳老師，我們來不是要為難你，本來我們是想到省文化廳反映一下情況，看能不能給點錢，結果你們的那位領導火氣很大，一下就把門關了。我們到這裏來主要是看看您，順便問一下您，這事到底咋辦好。”
陳德安望著麵前這群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掙紮在貧困線上的父老鄉親，心中湧起了一股難以名狀的情愫，頗動感情地說：“你們的確是不容易，但這磚廠最終是要搬的。據我所知，現在縣裏已打報告給省裏，爭取財政撥款，隻是不知道哪一天能撥下來。你們回去後，也不要帶著人到處轉了，這對整個社會的穩定以及你們個人都沒有什麼好處，穩定是大局嘛！各位好好地活著，慢慢地等著吧，事情最終是會得到解決的……”
陳德安的一席話，說得大家心中熱乎乎的。飯罷，陳德安欲掏錢買單，那位上訪隊的領頭人一把拉住陳的衣袖道：“你看看陳老師，怎麼還用你來掏錢，應該是我們來請你呀！”說著，令人跑到前台結了賬。望著麵前一張張飽經滄桑的臉龐和一雙雙渴求得到尊嚴、幸福、民主、自由的眼睛，陳德安心中在翻起了一陣酸楚的同時，也夾雜著一絲淡淡的愧疚。
兩個月後，四川省省長蔣民寬到廣漢視察工作，在視察三星堆遺址時，廣漢縣委書記葉文誌提出了磚廠搬遷經費落實問題，希望這位即將調往北京的省長給予特事特辦的關照。回到成都後，蔣省長指示財政方麵立即撥款給廣漢，以支持三星堆磚廠搬遷事宜。廣漢方麵接到這筆款項後，為所有的磚廠進行了搬遷賠償與重新安置。
從此之後，三星堆遺址的保護方案得以落實。1988年1月13日，三星堆遺址被國務院正式批準為全國重點保護單位，從而得到了更高規格和更具安全度的保護。
既然遺址已成了“國保”單位，兩個祭祀坑出土的器物大部分已得到了清理、修複，那麼蓋博物館的事就成了一件緊迫的議題。因為從整體形勢來看，隻有把博物館蓋起來，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才有可能重新回到廣漢。於是，在廣漢縣主要領導的指示下，各個行政職能部門，按照各自的分工與受領的任務立即行動起來，經過一番努力，總算有了一點眉目與希望的曙光。
1988年6月2日，四川省文博界的行政官員與專家學者聚集在廣漢外賓樓，與廣漢縣的有關領導，首次討論博物館的館址和館名問題。經過一番爭論，相繼出台了如下幾種方案，其中館址為：
1.在廣漢金雁湖公園的對麵，占地麵積30畝。
2.在廣漢城桂花街的城南。
3.在三星堆遺址內。
館名的方案為：
1.蜀都博物館。
2.三星堆遺址博物館。
3.三星堆博物館。
4.廣漢三星堆蜀都博物館。
根據以上幾個方案，各路來客展開了討論。多數專家學者認為，有關館址的第1、2兩個方案，沒有代表性，是不可行的。關於館名的幾個方案，凡與會的有識之士一致認為1、4兩條，不能審時度勢和正確地對待現實狀況和研究成果，具有盲目性。因為三星堆遺址剛剛揭開冰山的一角，真正的文化性質和內涵尚不清楚。盡管有學者們推斷具有古蜀都邑的可能，但沒有一件確切的證據可以證明這就是古蜀國的國都。況且從考古鑽探的情況看，遺址內一直沒有發現大規模的陵墓。這也是一個令許多主張蜀都的學者頗感心虛的軟肋。如此一種現狀和學術研究成果，就直呼蜀都或廣漢蜀都，實在有夜郎自大、自吹自擂，甚至是胡思亂想的味道。經過為期三天三夜的激烈討論，方案終於被確定下來，最後定名為三星堆遺址博物館，館址建在三星堆遺址之內。
方案既定，廣漢方麵迅速報到省裏審批。1988年8月11日，四川省編製委員會批準在廣漢建立三星堆遺址博物館，隸屬廣漢縣文化局（後升格為副縣級單位，直接隸屬於縣政府）。1990年3月3日，廣漢縣政府邀請有關方麵舉行三星堆遺址博物館設計方案論證會。會上從十八個設計單位中選出了三個方案，其中兩個為德陽設計院的方案，另一個為西南設計院的方案。經當地官員、文博、建築等方麵的專家評定，最後選定西南設計院的“蝸牛”方案。盡管這個蝸牛狀的東西明眼人一看就是美國著名建築大師萊特設計，並於1959年坐落在紐約第五大道上的古根海姆美術館的模仿之作，但廣漢並不是紐約，這個“蝸牛”當然不如紐約萬丈高樓叢中的那“一粒貝殼”來得自然和從容。因而這隻“孤獨的蝸牛”從外觀看上去就顯既單薄小氣，又瘦弱不堪，外形簡陋，內部空間狹窄，但根據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則，在沒有更好、更多選擇的情況下，隻好矬子裏拔將軍，決定選用這一方案——這就是後來建成並用於對外展覽，並被人們笑稱鴨子河邊一隻蝸牛的三星堆博物館主體建築。
又經過了近一年的折騰，籌建博物館的事總算有了一個大體的輪廓。前期的基本工作已經做完，可謂萬事俱備，隻欠東風。這個“東風”包含的內容，除了缺少金錢之外，還有一點不可或缺，那就是凡在“國保”遺址之內建造博物館，必須有國家文物局的批文方能動工興建。鑒於這一關鍵性的高級別門檻不過不行和非過不可，廣漢方麵本著夜長夢多，事不宜遲的處事原理，於1991年春，令文化界的老將敖天照與博物館籌備處一位臨時負責人同赴北京，向國家文物局領導當麵彙報，陳情蓋博物館所具有的重大曆史與現實意義。
當敖天照等二人到達國家文物局，找到分管的副局長沈竹並陳述了理由後，沈竹一時拿不準是可以蓋還是不可以蓋，便把文物處處長黃景略找來征求意見。黃景略聽罷，直言不諱地對沈竹和廣漢方麵的敖天照道：“這蓋遺址博物館可不是鬧著玩的，也不是你們想蓋就可以蓋的事，首先要把遺址的內容搞清楚，連裏邊的文化內涵都搞不清，還怎麼蓋館？蓋起來後怎麼展覽？怎麼對外解說？讓觀眾看什麼？聽什麼？你們說是個城，可這城的陵墓在哪裏？沒有陵墓能不能說是城？如果找不到陵墓，城牆的具體位置至少應該搞清楚，可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弄明白。五年前我去三星堆工地時就跟趙殿增說過，如果是城，更要好好地探一下，盡量弄清這個城是怎麼回事。如果四川方麵在鑽探上有困難，我可以幫著從洛陽請幾個探工。洛陽探工在鑽探陵墓與文物古跡方麵很有經驗，全國好多地方都是我幫著給找的洛陽探工。可你們的趙殿增沒當回事，隻說是地下有土坯、有城牆，可到底這土坯或城牆是咋回事？北城牆在哪裏？是被鴨子河衝毀了還是沒有衝毀？是在河北邊，還是在河南邊？這一切到現在也沒搞清楚。這樣一個發掘狀況就要建遺址博物館，你們說說這個三星堆是什麼遺址嗬？是古蜀的什麼人生活住居的地方嗬？搞考古嘛，有它的特殊性，有些問題不見得全部搞清楚，也可能永遠搞不清楚，但總得有個差不離吧？否則你們說這是古蜀魚鳧王或杜宇王或開明王的都城，或者是他們共同生活、工作和戰鬥的地方。過幾年又說是不對了，不是那麼回事了，這不讓人笑話嗎？你們廣漢縣搶文物比較積極，地下出土的東西還沒有清理、修複，報告也沒有發表，你們就敢扣押文物不放，要是出了事你們的領導能負得起這個責任嗎？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為了一點本地區的利益就什麼也不管不顧了，國家的法律法規也不要了，這能行嗎？當官太狹隘了不行，太本位主義了不行，光想著自己升官發財，不管別人死活不行。”
黃景略（右）向作者講述當年敖天照、劉家勝進京要求建博物館的往事
黃景略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點支煙在手上，環顧了一下沈竹與敖天照二人道：“依我看，這蓋博物館也不是不可以，既然是遺址博物館，就要把遺址盡可能地搞清楚。那樣吧，你們回去跟省考古研究所商量，至少把城牆的事弄明白，什麼時候把這個事搞清楚了，再申請蓋館的事，否則這個館不蓋也罷。”
聽罷黃的發言，敖天照解釋道：“省考古研究所和我們聯合在這方麵也做了些工作，去年一年基本就是圍繞著城牆的問題做的工作，特別是對東城牆的局部進行了發掘，發現了土坯磚，大致了解到城牆的始築年代和夯築方法、城牆建築結構等。與此同時，省、縣雙方還共同投資了140萬元，在鴨子河南岸修建了三星堆遺址防洪大堤。這項工程既保護了遺址的安全，也保護了土壤的流失。總起來說，工作還是做了一些的。”
敖天照說完，眾人沉默了一會兒，沈竹接過話題道：“工作是做了一些，但總是要把這遺址的事情盡量搞清楚一點才好。我看剛才黃處長說的不是沒有道理，你們回去就再繼續做一下工作吧。”敖天照等二人聽罷沈竹副局長這帶有一錘定音性質的發言，雖心中壓著火氣，但不好當場發作，深知自己無力回天，隻好哼哼哈哈地點頭答應著，頗為尷尬與惱怒地走出了國家文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