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吳如嵩
1972年4月，一座不為世人知曉的銀雀山，由於發掘出一批稀世漢墓竹簡，震驚了世界。這一重大考古成果，先後被列入“新中國30年十大考古發現”“新中國50年影響最大的考古發現”“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大發現”之中。
銀雀山之所以享譽中外，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出土了一批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簡牘兵書——大量漢初特別是先秦的寶貴兵書。這批兵書有《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守法守令》等共計十三篇，以及《曹氏陰陽》《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等兵法專著與專論。特別是兩《孫子》的同時出土，廓清了長期以來籠罩在《孫子兵法》研究上的重重迷霧：諸如孫武、孫臏是一人還是兩人；《孫子兵法》是一人所著還是兩人所著；《孫子兵法》原本為十三篇，還是曹操在刪削了原本的八十二篇之後，重新編輯成了十三篇等一係列千年懸案。由於漢簡《孫子兵法》是現今發現的最古老的版本，為《孫子兵法》的流傳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校勘資料，其在學術上的重大價值和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自銀雀山漢簡出土以來，除了當年的考古工作者發表的發掘簡報外，為之疏理、校勘、注釋，以及從不同角度加以研究的學術論著大量湧現。但是，以紀實文學的形式來表現這一考古事件和兵書內容的作品卻十分罕見。相比之下，在20世紀初，當舉世聞名的敦煌藏經洞被發現之後，除了專家學者對出土的經卷和其他文物以及環境等諸方麵進行大量研究外，這一發現還激活了文學藝術家的創作靈感。不但有早些時候進入敦煌洞窟臨摹寫生的張大千、常書鴻等藝術大家，隨著敦煌聲名的遠播，有越來越多的文學藝術界人士也從這一寶藏之中吸取藝術養分，發掘、創作出了《飛天》《絲路花雨》《秦王破陣》《祁連山下》《敦煌之戀》等著名的歌舞、戲劇、音樂、報告文學等史詩般的優秀作品。這些作品不但將敦煌文化以快捷簡明的形式傳播到人民大眾之中，在某種意義上又豐富了敦煌文化，並為這一古老的文化注入了鮮活的血液，從而使這一文化血脈得以延續和流淌不息。
由敦煌藏經洞的開啟所發生的一係列新的文化創舉，使我在受到啟迪的同時，也聯想到銀雀山漢墓的開啟與發現。如此驚心動魄的考古大事件和如此博大精深的兵學文化麵世，怎麼就沒有一部驚世駭俗的文學藝術作品對這一題材給予表現和拓展，以不同的角度和藝術形式，把這一事件本身與出土兵書的思想發揚光大，傳承久遠呢？每想到此，心中便添了一種遺憾與期盼。
令人感到驚喜和欣慰的是，就在銀雀山漢墓發掘30年之後的今天，嶽南的長篇紀實文學《絕代兵聖》創作完成，並即將刊諸棗梨。這是銀雀山漢簡兵書出土以來，首次對這一重大事件的前後經過與漢簡本身的學術價值以及研究者最新的學術成果，做全景式詳盡的文學性描述。這部作品的麵世，作為一種文化象征，打破了30餘年來銀雀山漢簡發現、發掘、破譯這一重大題材囿於純學術研究領域的局麵。這枝出牆的紅杏，或許預示著文學藝術創作的滿園春色即將到來。
就嶽南這部《絕代兵聖》的文本而言，自有它獨到之處。最令人怦然心動的，是它進入這一題材角度的與眾不同。它不是像眾多同類作品一樣平鋪直敘地來講述這個古老的故事，而是通過一次偶然的發現事件和隨之而來的考古發掘這扇開啟的窗口循序漸進。有了這樣一種出其不意的精巧進入，就較為輕鬆地衝決了令人為之頭痛的堅硬的圍城，從而使整部作品的敘述如同奔騰的江河之水一路流淌開來，直至形成了令人驚歎的浩瀚景觀。
當然，這部作品在一路蕩漾中所展現的不隻是《孫子兵法》和孫武本人，同時還有現代的考古學家以及曆史長河中的如薑子牙、管仲、司馬穰苴、孫臏、龐涓等兵學大家。之所以會有這樣宏大場景的鋪排和展現，毫無疑義，這與作者深入生活，勤於研究，吃透了這批簡牘的精髓是分不開的。嶽南在作品中有意識地提醒讀者這樣一個不可忽略又恰恰易被忽視的重要文化現象——銀雀山漢簡兵書的出土絕不是偶然的，像所有事物的生死存亡都不是偶然的一樣，兵書的出現自有其曆史的必然性，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曆史底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