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魯明將“博興”與“廣饒”對比後，仍傾向於廣饒的學說及觀點，曾提出惠民說的吳如嵩、陳秉才，盡管由於“名額限製”未能出席在廣饒召開的學術會議。但事後得知，立即做出了反對的姿態，並反擊道：魯明這種簡單的推論方法不是考察地理曆史沿革的正確方法。因為先秦兩漢的地名並不是這樣陳陳相因而無任何變化的。人們很容易舉出相反的例子，例如春秋的曲沃，秦代則稱左邑，到了漢代又改稱聞喜；又如春秋的犬丘，秦代稱廢丘，到了漢代又改稱槐裏。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因此，認定漢樂安即孫武故裏的意見，不過是一種想當然的幻想式的說法罷了。史實表明，自西漢至明清，曆史上出現過樂安縣、樂安國、樂安郡、樂安州四種不同的行政區域和地理區域。不僅如此，同是一個樂安縣或樂安郡，在不同的朝代其地理區域也不一樣。因而，問題要得到解決，就必須回到《新唐書》和《古今姓氏書辨證》本身上來。宋人歐陽修和鄧名世依據什麼材料提出了樂安問題，這是需要追尋的一個重要前提。清代著名學者孫星衍在其校訂的《孫子十家注》附錄的《孫子敘錄》中，曾寫下這樣的按語：“紹興四年，鄧名世上其書。胡鬆年稱其學有淵源，多所按據。《序》又雲：‘自五經子史’以及《風俗通》《姓苑》《百家譜》《姓纂》諸書，凡有所長，盡用其說，是其書內所雲，皆可依據也。”既然是“皆可依據”，那麼，今人要討論孫武的裏籍，也就隻能從此入手，尋找結論。
那麼，《元和姓纂》所說的樂安，是指春秋時的樂安，還是指唐代的樂安呢？這是問題的要害。從它的編寫體例可以斷定，這個樂安乃是指唐代的樂安。它所列三個“孫武之後”的地名都是指的唐代地名。唐代有富陽即今浙江富陽，唐代有清河即今山東清河西。此書如果不是記述“孫武之後”而是敘述前代某人與孫武有關聯，那就用前人所處朝代的地名。如記述東漢孫堅、孫策、孫權就是一個顯例。它用的地名是“吳郡富春”。富春是東漢地名，唐代則改稱富陽，均為今浙江富陽。同是一個富陽，一處用唐代地名，一處用古地名，其編寫體例是十分明確的。這難道還不足以證明“樂安”乃是指的唐代的地名嗎？同時，這難道還不足以證明持“博興說”者用漢樂安去推論秦樂安、齊樂安是找錯了方向嗎？
吳、陳二人繼續指出，《新唐書》和《古今姓氏書辨證》取材於《元和姓纂》等漢唐典籍，因此，可以肯定地說，其所載“食采於樂安”也是指唐代樂安，而不是在春秋時代齊國有一個什麼叫樂安的地名。當然，這絕不是說《新唐書》所載地名都用的是唐代地名。在地名使用上，它既用古地名，也用唐代地名，同是孫氏這一條就可得到證明。如說周代的姬（孫）耳“食采於戚”，“戚”是古地名，唐代無“戚”地，即今河南濮陽北。說周代姬（孫）嘉“世居汲郡”，周代無汲郡，用的是唐代地名，唐天寶元年設汲郡，即今河南汲縣。後於乾元元年改衛州。
《元和郡縣圖誌》書影
樂安乃唐代地名，這個問題已很清楚了，剩下的唯一問題就是唐代的樂安地望問題。《元和姓纂》成書於公元812年，而早在七十年前的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唐朝政府改平原郡為樂安郡，治所在厭次，後於乾元元年回改棣州。《新唐書》寫田書用樂安之名，與寫姬（孫）嘉用汲郡之名一樣，都是天寶元年唐朝政府新改設的行政區域，又都是乾元元年廢改的地名。要考察唐代樂安郡的設置情況及其地理位置，《元和郡縣圖誌》卷十七棣州條可說明一些問題：
棣州，樂安。禹貢青州之域，又兗州之域。春秋為齊地，管仲曰：“北至於無棣。”秦並天下，為齊郡。漢為平原、渤海、千乘三郡地。曹魏屬樂陵國，晉石苞為樂陵公是也。隋開皇十七年，割滄州陽信縣置棣州，大業二年廢入滄州。武德四年又置棣州，六年又廢。貞觀十七年，又置移於厭次縣，即今州理是也。天寶元年改為樂安郡，乾元元年複為棣州。
這則史料表明一個曆史事實，即厭次縣在春秋時是齊國之地，在唐朝先後成為棣州治和樂安郡的郡治。後世的學者之所以肯定樂安是孫武的故裏，也是以唐代樂安郡為依據的。例如辨偽大師孫星衍自稱孫武的後裔，他在《家吳將曲考》中說：“吾家自明忠湣公名興祖者，以佐命功封燕山侯，起家定遠。當元明兵燹之際，譜係無所考，惟忠湣公以官封祖父文虎，中書參知政事護軍樂安郡公，則吾家為樂安孫氏，係出陳子占後，明也。”
他從其祖父封“樂安郡公”作為推斷自己是孫武後裔的重要證據，正是依據了唐人的說法。因為《新唐書·宰相世係表》所列孫氏宰相後裔的爵位即有孫俊為樂安子、孫成為樂安孝男、孫儲為樂安郡侯，以祖籍為爵秩之名正是古代封爵的通例之一。
以上所述與我們的判斷完全吻合。我們既證明了《元和姓纂》《新唐書》《古今姓氏書辨證》所指樂安乃唐代的樂安，而不是春秋時有什麼樂安，現又證明唐代當時確有一個原屬齊國之地的樂安，因此，查明這個樂安的今地，孫子的故裏問題就迎刃而解了。